《亚细亚的孤儿》

作者：吴浊流

日文原稿翻译：傅恩荣

校阅：黄渭南先生

检阅制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书

www.m9981.com

. 中文版自序

这篇小说，如小说中的主角一样遭到很多苦难和知己。第一次日文版出版时，承印的《民报》因事被封闭，第五册虽已印好，亦被封锁在内，等了八个月，启封后才知大部分已散失了。幸得校对原稿尚存，不然这篇小说就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了。

这篇小说出版后，获得很多知己。本省人士不消说，日本人亦不鲜。其中京大教授工藤好美先生，极力怂恿在日本出版，于是介绍“雄鸡社”预约出版，不幸在过程中，该社遭到经济困难，终于胎死腹中。嗣后虽有早坂一郎博士及曾受过日本新潮赏的女作家坂口䙥子女士，也想介绍给日本文坛，奈因该时日本的战疮未愈，无法兼顾，所以也不曾达到目的。

一直等了十年，这篇小说又遇到一个知己，那是上野重雄先生，他很热心地奔走，才找到出版社“一二三书房”，本篇在台出版原名《胡志明》，因与人名巧合，恐被误会，故改为《亚细亚的孤儿》而出版于日本，可是好事多磨，出版不久，该社社长中泽富美雄先生逝世，所以，再版又改由广场书房出版，随之改名为《被弄歪了的岛》。同时又得了中国通的大家村上知行先生及中村哲教授的序文，又得都立大学总长文学博士矢野峰人先生之封带介绍，因此引起日本文化界的注目。于是，《中央公论》昭和三二年七月号及《朝日新闻》（朝日画报台湾特辑号）对这篇小说大事评论，其他东京《内外时报》及《爱光新闻》亦有论评及介绍。尤其是有许多读者来信，对我表示称赞，在台做过皇民奉公会本会宣传部长的大泽贞吉先生，看过这篇小说后，很坦白地写信给我说：

“──我的读后感想：是写那样的日文的苦心，换一句话来说，能做那样的文章，在日本统治下被弄歪了的老兄之辛苦，我实在深深地表同情。完全是像那篇小说内容一样的日本统治是事实的。到了现在，日本人官吏（从前在台的）看到这篇小说，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呢？这是我感到兴趣之一。可是对那样官吏的作风共担负了一端的我，也感觉到应该是反省的机会了──”

还有一件真有趣的事，有一日，台湾机械工业股份公司辛董事长，带一个日本技师杉村敏夫氏来访。他说：我在台服务了三年，现在要回日本，因为看过先生著作的《亚细亚的孤儿》，深为感动，特来致敬。说罢，拉我的手，握了又握，很高兴地回去。

回想我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是因为我们在殖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识阶级，任你如何能忍耐善处，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像这篇小说中的主角一样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所以，我写这小说来给有心的日本人看看，并且留给我们后代的人知道。

说来，这篇小说真是富有数奇之命运，这次又幸蒙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士傅恩荣先生译成中文，并得黄渭南先生校阅。

这篇小说在日本出版时，为节省纸张关系，删削很多，所以这次又再加入，并改订多少，暂为定稿，才着手翻译而付梓，于今，始与读者见面，虽是一本小小的东西，可是已历沧桑三十年，痛定思痛，我感到无上光荣和兴奋。

──民国五一年三月序。

───────────────

. 日文版自序

世界如今又变成灰色了。如果探索它的底流，不一定没有潜藏着可怕的事情吧！

历史常是反覆的，历史反覆之前，我们要究明正确的史实，来讲究逃避由被弄歪曲的历史所造成的命运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征诸过去的史实来寻求教训。

《亚细亚的孤儿》这篇小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一九四三年起稿，一九四五年脱稿的，它是用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一部分史实来做背景。那时不论任何人都不敢用这样的史实背景来写小说，而把它照事实没有忌惮地描写出来的。

原来胡太明的一生，是这种被弄歪曲的历史的牺牲者。他追求精神上的寄托，远离故乡，游学日本，飘泊于大陆。但，毕竟都没有找到他安息的乐园，因此，他一生闷闷不乐，感到没有光明的忧郁，不时憧憬理想，但却反被理想踢了一脚，更又遭遇到战争残酷现实的打击，他脆弱的心灵破碎了。

“唉！胡太明终于发疯了！

果是个有心的人，又怎能不发疯呢？”

写到这里，我本欲搁笔。忽然想起执笔当时的情境，觉得言有未尽之感，所以在此将当时的状况叙述一下。

一九四三年的战争，对日本是个存亡分野的战争。故不得不施行其极端的战争政策，因此自然而然分为时局投机者和厌战者两类，前者颂扬战争，推波助浪，后者被嘲为非国民。同时台湾人也是同样被分为皇民和非皇民的。

在此矛盾中，难免发生不平、不满、猜疑、嫉妒等情形，于是谣言百出。到了马尼拉被美军占领以后，大家推测美军再由什么地方登陆呢？香港、台湾、琉球等，总有一个地方被瞄准的。万一在台湾登陆呢？日本的军部不知用何方法来动员台湾人的知识份子，那是一个问题。知识份子都受到谣言的恐怖，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完全没有主意了。

可是，笔者对那个恐怖，却被心里急着要完成这部小说的冲动所压倒。当时笔者所住的房子，前面是台北警察署的官舍，一连排着十数间，其中也有熟悉的特高两三人。在这环境下，要写这部小说的第四篇、第五篇是大不方便的，因此有点儿畏缩感。可是，谚云：“灯台下照不到亮光”，出及不意，反而安全，这样想着就没有迁居了。但也不能不防万一，于是写好了就藏在厨房的炭笼下面，有了一些数目就疏开到乡下的故乡去。

而今回想起来，好像有点儿傻得可笑。可是在那时代，实在也不得不这样，如果被发现到的话，不论事属好坏，马上被认为叛逆或反战者来论罪，命必休也。

虽然那时候，已微露了历史是必然有转向的动态，但无意义的牺牲仍然应该回避的。可是空等着时机又觉得难耐，空袭愈来愈加剧烈，不晓得在何时何地会逢其不测，不能预料。忽然涌起一种冲动的感情，急急要完成这部小说。现在一想，幸亏在那个时候，一鼓作气地写起来，不然的话，现在要写也就不容易了，纵使能写出来，也不能透出当日的实感，因之作品也许会变了质吧！至于这部小说的好坏暂且莫论，只是第四篇、第五篇实为作者冒着生命之险的作品。

现在这部小说能够在日本出版，笔者的高兴是超过想像的。如果读了这部小说，多少有益于读者的话，那是斡旋出版的文友上野重雄、中泽富美雄及神田孝一先生之热心赞助所赐的。

最后，关于本书的出版，十年如一日，鼓励笔者的工藤好美教授及中村哲教授、杉森久英先生、村上知行先生、矢野东京都立大学总长等精神上的支持，谨致万分的谢忱。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序。

. 本书概略　　　　吴浊流

台湾沦入日本后，其初期抗战思想是非常炽烈的。全民一致，梦想着恢复主权。但无援的抗战份子，两三年就被扫荡消灭了。可是人心不是这么简单就安静下去的，但因长时期的压制，直接行动已不能为力，抗战思想也分裂为三派；一为绝对派，一为超然派，一为妥协派。绝对派是以努力扶植反抗思想来代替抗战；超然派是对政治完全绝了望，对新政权也不协力，只求个人的乐趣；妥协派是追求现实，而接近新政权，以谋求自身的利益。围绕在胡太明的小小的环境里，也有这三种色彩。

胡太明在台湾沦日后不久，出生于乡间的望族，父亲是大夫，祖父是学者。祖父是超然派。父亲是现实主义者。胡太明长大起来，就从祖父的安排，进入私垫学习四书五经。胡太明的老师是绝对派，以传播汉学为思想的反抗。可是私垫被关闭后，胡太明也中途辍学，改入公学校（小学），更进师范学校，受到新教育。

他毕业师范学校后，做了乡间公学校的教员。在那里，日、台人教员间，常有暗斗，胡太明对两边都没有偏向，继续着他的教学生活。校里有年轻的女教员两人。一个是日人，名叫久子，另一个是台人，名叫瑞娥。年轻的三人，因担任学课的关系，常在一起的机会很多。不知不觉中，胡太明的心被瑞娥的好意所吸引，但又醉心于久子的活泼丰美；要瑞娥，既觉得心有不足，要久子，又没有充分的勇气。久子虽对太明也抱有好感，但因环境的支配，不能任意谈恋爱。其原因，是胡太明在无意识中，存有自卑感，而久子也无意识地怀有优越感，虽有这样的隔阂，但两人的情感，却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校长知道之后，就把久子调离他校去了。另一方面，职员间，日、台人的暗斗，日益加剧，胡太明虽想超然不问，但又被牵入漩涡中，而觉得矛盾。不久有一位曾训导跟校长吵了架，离职留学去了。久子走了后，他也不堪现实的矛盾，也去日本留学了。

到了日本一看，问题更不是在恋爱什么的了。他惊骇于新文化的进步，只一心读书。可是留学生，都在奔走于政治运动，他因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成为孤立的状态。这反使他精进于学问的研究。留学中，虽跟寄宿主人的女儿要好起来，但曾受过久子恋爱失败的教训，只敢淡然的恋情，不敢作再进一步的发展。他毕业于物理学校，回到台湾，马上尝到失业的痛苦；因留了学，反受社会的冷嘲热讽。

有一天，他碰到旧同僚的黄，表明了心衷，决定在黄的农场里工作了。他跟很多的工人在一起，愉快地工作起来，可是农场也遭到制糖会社的榨取政策而破产了。他再度失业，回到家里，忧闷无聊，不能像祖父超然世外，又不合时流，不能做个御用绅士。他连连碰到祖父的死、分家问题、社会问题等的烦扰，再加上制糖会社强制施行栽培甘蔗的政策，他母亲被制糖会社的社员殴打。他无法跟它抗争，使他的烦闷更加增大，愤而走出台湾，到了大陆。啊！大陆，这兴亡五千年，变幻无常的社会，广大无涯四百余州的天地，他在那里，感到更大的矛盾。他到处都没有精神的寄托的地方，仅仅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罢了。他在上海惊骇于乞丐群，为列强的榨取，贫富悬殊而愤概，更为野鸡的众多而愕然。赴京途中，逢一苏州美人，他在南京谋了一教席。迂回曲折地，她成为他的学生，再为情人，终于结婚。他跟她在幽静的玄武湖谈情，在紫金山尝到人生的乐趣，他的太太耽溺于开放思想，奔走于政治运动、跳舞、麻将等，无一不使他烦恼。于中日关系恶化时，他不能跟友人参加抗日战线，在犹豫中暴露了台湾人的身份，受到间谍嫌疑而系狱，偶然得到他学生的救助，只身逃到上海。可是危险还是刻刻的迫近，他不得已又回到台湾了。

他在基隆一上陆，就有特务刑事跟踪。到过大陆的，都被认为有间谍嫌疑。他经过了很久的时间，才避免了嫌疑。在此时，发生了中日战争，日军对广东作战时，他被强制征去做军属。他目睹战争的残酷，精神发生错乱，而被送还台湾了。他的哥哥是御用绅士，努力于皇民化运动，成为官方及警方的手脚，虐待乡民；他虽心里反对，但是无可如何。战争更趋极端，对台湾人，不但强制经济榨取，也开始了精神榨取。他迫不得已，进了统制机关的附属团体去工作。在那里，他所见所闻，都是灰色的。有一天碰见旧友佐藤，佐藤是日人，是个进步分子，于是他辞去了附属团体的工作，去跟佐藤一起办杂志，针对时弊，努力暴露现实，杂志也因物资缺乏，不能维持长久。他烦恼极了，最后企图不协力运动，这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一切的人们，都被潮流卷走了。他弟弟仍因被强制劳动而夭折了。他因过度悲愤而发疯了。

“啊！胡太明终于发疯了！果是个有心人，又怎能不发疯呢？”

总之，《亚细亚的孤儿》这篇，是透过他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泥污渣滓，一一揭露出来了。登场的人物有教员、官吏、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问日人、台人、中国人的各阶层都网罗在一起，不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

第一篇

. 【苦楝花开的时节】

和暖的春天太阳照射在背上，胡太明被爷爷牵着手，一面数着脚下的石子，一面爬上通往后山的小径。小径的两旁是杂木林；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吱吱”地叫着。卵石铺成倾斜的山径，像永无止境地伸延着。喘息着的胡太明，不知几时停止了数石子，留神一看，已经落在爷爷的身后去了。老人正在山坡上一块较平坦的地方等候着落后的太明。他气吁吁地好容易才赶了上去。

老人解开长长的黑头巾，让风吹在头上；太明也学着脱下圆碗帽，抹抹额上的汗珠，辫子渗透了汗水，发根痒痒的，但经风一吹，汗水立刻就褪干了。老人忽然想起要抽筒麟烟（日治时期的烟丝），便把解下来的头巾重新缠在头上，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在那枝用惯了的长烟筒上装满了烟，让太明替他点上火，“斯斯”地抽起来，像是非常有味似地。太明从小就听惯了这种“斯斯”的声音，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像是将引发出长长的故事以前那种带有诱惑性的先声，不可思议地会把太明带到一个心神向往的境界。

老人突然耽溺在遥远的回忆中，他把烟管的铜斗在石头上“咯咯”地敲着说：

“一切都改变了！爷爷小的时候，这一带都是高大的松树、樟树、枫树、赤柯、楠仔、楮仔和各种树木的大森林，山藤和蛇木也很茂盛，大白天里也会肆无忌惮地窜出狐狸和松鼠来的，再大胆的男人，也不敢独自在这儿经过。可是，太明！爷爷在二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就曾经一个人在这儿走过。”

从前，那山坡是土匪、强盗出没的地方。如果途中有人被抢去了耕牛什么的，便再也休想找回来。穿龙颈（坡顶）一带尤其可怕，万一有人在那儿被盗匪杀死，由于地近番界，盗匪总是把罪行推在番人身上，然后自己逃得无影无踪，官兵也奈何他们不得。可是，老人有一天就曾经若无其事地独自在那儿经过，那时他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当他走到山坡中途的时候，突然一阵阴森凄厉的狂风向他迎面袭来，他大叫一声，本能地把身体隐蔽起来，眼前扬起一阵漆黑的飞砂，全身蜷缩着动弹不得。好容易定神向脚边一看，竟有一条很大的雨伞蛇出现在他的身旁。他战栗着倒退了几步，拾起足边的一块石头正想打去，不知怎地，巨蛇突然不见了，那仅是三、四秒钟之间的事。由于事态过于离奇，他把手中的石头向草丛中一丢，竟吓得半晌不能动弹。以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倔强的他便到目的地办事去了。可是，归途中他走到先前的那地方，那块丢弃在草丛中的石头，竟赫然安放在路中。老人吓得目瞪口呆，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背心上直逼下来，失魂落魄地跑回家里，就这样发起高烧来，头重腰酸，老人深信自己遇见了鬼，但他却不肯请人捉鬼，只是每天一面发着高烧，一面嘴里这样骂道：

“鬼东西！是你自己找上老子的，要钱也得找个倒霉的家伙呀！老子可不会有什么东西给你的！”

这就是老人的抵抗方法，可是鬼怪老是纠缠着不离去，母亲放心不下，请了个巫者来赶“鬼”──所谓鬼，大概是指“赤脚大头神”而言──巫者用金纸一千、银纸三百、线香五支、替身白虎一对、饭一碗、汤一盅、鸡蛋一个，从病床送出一百二十步，然后把金银纸烧化了。第二天，老人的热度便豁然而退了，鬼怪纠缠了六、七天，结果仍是一无所获，看起来还是失败的。老人这样说着，豪放地笑了。

讲完了故事，老人说：

“太明，走吧！”说着，他站起来依然走在前面。

越过穿龙颈，视界展开了，眩眼的嫩绿茶园一望无际，在那遥远的碧绿的边际，横亘着青翠得像洗涤过的中央山脉。刚才所听到的关于穿龙颈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就像一场了无痕迹的春梦般消逝了。

突然，相思树背后传出一阵少女的歌声──是采茶女唱着俚俗的山歌。她们听到太明他们的脚步，立刻停止了歌唱，就像有一股期待的力量扼住了她们的咽喉似地。可是，当她们看清了来人的身份时，竟大失所望地带着戏谑的口吻说：

“哼！原来是老头儿和小孩子！”说着，又传出一阵放肆的笑声。

“这种地方风气坏极了！”老人一面感慨地嘟哝着，一面加紧脚步，恨不得早些离开那儿。

当时的士君子和读书人，是不肯随便唱山歌的，视山歌如蛇蝎的老人，似乎觉得自己的耳朵都给她们玷污了。

不久，二人下了古松蓊郁的山坡，走到面临榕树广场的云梯书院前面。书院位于距榕树不远的一座庙宇对面，利用庙宇的一栋房屋作教室，小小的书院里也有三、四十个学生。教室里琅琅的书声和学生们的嬉笑声混成一片，一直传到户外。老人带着太明向这所古老的建筑物走去，因为突然从明亮的户外走进晦暗的屋内，视界一时模糊不清，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看清室内的陈设：室隅有一张木床，床上摆着四方的烟盘，烟盘上封灯闪着黯澹的火光。那昏暗的灯光凄厉地照耀着烟枪、烟盒、烟挑等杂乱无章的鸦片用具，和横躺在旁边的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床前桌上堆满了书籍，还有一个插着几支朱笔的笔筒。这时离夏季还有一段相当时间，但那笔筒中却插着一把污秽不堪的羽毛扇，看起来很不顺眼。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孔子的画像，线香冒着一缕缕的青烟……。这一切，使屋内充溢着隐居的气氛，显得越发浓重了。

老人走到床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彭先生！”

那床上的学究张开迟钝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突然用意外而有力的声调说：

“哦，胡先生！久违久违！”

彭先生说着，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整整仪容，又向隔壁的教室望了一眼，大声地申叱两句，顽童们的嚷嚣声顿时沉寂下来。

彭先生是胡老人的同窗秀才，学生时代曾经受过胡老人的照应，十载寒窗，终于得中秀才。他到处巡回着拜了一次客，富户们帮助他不少贺仪，彭秀才竟因此变得相当富有；但不久他又把那些钱财花得一干二净，依然恢复昔日贫困的生活。

当时乡间的读书人所能做的事，只有地理师、医生、相士和教书先生。彭秀才选择了教学的生涯，在云梯书院当一位塾师，他一心向学，还做着未来举人、进士的美梦。可是，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以后，教育制度大加改革，从前那些登龙之术早就行不通了。彭秀才腾达的迷梦破碎以后，便在云梯书院的小庙里渡着空虚的课徒生涯，三十年如一场春梦，与其说是作育英才，母宁说是聊以糊口更为适切。他和胡老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用“斯文扫地”、“吾道衰微”之类的话，大叹其圣学没落。而且，他只有对着太明，才会改用“贵公子今年几岁？”一类的语气去问他，这一方面是为了缅怀他自己已失去的童年，另一方面也有几分寄予期望的意思。太明照老人教他的话从容地回答着，还念出原乡唐山住址，使彭秀才听了非常高兴。

老人今天带太明到这里来，原想请彭秀才来教育他的，但彭秀才认为通学距离太远，对于九岁的太明不大相宜，劝他过一两年再说。可是胡老人无论如何要让孙儿学习汉文，现在乡间的私塾都停办了，除了云梯书院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就连这云梯书院，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招致封闭的厄运，所以他觉得再等一两年就太迟了。

由于胡老人竭力坚持，终于决定把太明送入云梯书院，为了通学不方便，所以改为寄宿。老人离开心爱的孙儿，心里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为了他的学业前途，也不得不硬一硬心肠。

他们离开云梯书院的时候，彭秀才用红头绳穿了一百二十个铜钱，挂在太明的脖子上送给他。不久，当苦楝花开的阳春三月，太明穿着母亲为他新制的布鞋，戴着新碗帽，到云梯书院入学去了。

. 【云梯书院】

胡太明最初开始读三字经，先由老师口诵，然后跟着念，这样反覆念了两三遍，然后自己单独念，每日还要在老师面前背诵一、二次。从深邃的人生哲理到人文历史，包罗着各种格言的三字经，对于少年们未免过于深奥些，因此他们只能认识字义而已。太明在家的时候曾经学过一些汉字，读三字经并不觉得怎么困难，所以学业进展得很顺利。但云梯书院的那些顽童们，课余之暇总要找些快乐的消遣，譬如：下象棋、捉迷藏，还有半开玩笑式地偷窃附近人家的蔬菜或果物。他们所偷窃的果物，春天是桃子、李子，夏天龙眼是少不了的，秋天最丰收的东西有番石榴、柚子、柿子等，冬天则有蜜橘。顽童们的恶作剧几乎已成了日常的功课，通常他们总是趁彭秀才午睡的时间出去偷的──彭秀才最喜欢午睡，他每天从正午到下午二时是非睡不可的。这种恶作剧常常引起附近人家的物议，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些顽童们的行为，无形中似乎也有些侠义之风。譬如书院邻近那些人缘较好的老农们的果园，要偷的话无论多少都可以偷得到的，但他们却从不去偷；那出名的吝啬鬼老太婆的园子，却是他们掠夺的对象。她防范得严密，顽童们躲在里面便愈觉得有趣。这与其说是为了偷窃果物，毋宁说是对于这种行为──一种煞费苦心的狡狯的设计──得以顺利达成，感到无限的诱惑。

不过，这些顽童们倒是很怕彭先生的，他的教学法非常严厉，对于品性不良的学生，总是毫不容情地惩罚。彭先生因为吸鸦片的关系，早晨起身极早，天还没有亮，就可以听到他“呼噜呼噜”吸水烟的声音了，那声音停止以后，接着房门便“呀”地一声打开了。寄宿生一听到这种讯号，便起身去帮助他种花草，彭先生这才把蚊帐似的长袍下襟塞在腰间走下台阶来。他除了教书的时间以外，大白天也躲在房里抽鸦片，所以他那瘦削的脸庞，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虽然映照在晨曦中，但仍然看不见一点红晕。他的嘴唇是青灰色的，牙齿是焦黑的，那只端着水烟筒的左手指甲，差不多有一寸多长，他除了吸鸦片以外，对于世上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也不与人交往，除了教学以外，对学生几乎完全不开口。他每天早晨要到庭院里看花，这已成了他日常的课程，尤其特别喜爱兰花和菊花；三十年来，他几乎就是这样生活着的。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太明和四、五个同学正在书院附近的野外游玩，忽然对面来了一头水牛，它一面吃草一面慢吞吞地向太明走过来，太明却把它当作周围那些游牧风物中的美丽的点缀品来欣赏，所以丝毫不具戒心。他站起来摸摸水牛的角，想对它表示亲善，谁知正当他的双手触到水牛角的瞬间，突然感到眼前一阵昏黑，同时全身失去平衡，重重地被撞倒在地上，顿时便昏厥过去。受惊的水牛把头一幌，牛角正好刺入太明的腰间，太明只恍恍惚惚地记得有人把他抱起来，但不久便陷入昏睡状态。醒来的时候他已经睡在床上，父母焦急地望着他，腰间疼得直发麻。

太明看见母亲在哭，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回忆起被水牛角刺伤时的惊险镜头，可是那已经像是遥远的记忆了。

太明的父亲──他是中医──见他苏醒了，回头对周围的人说：

“没有什么关系了，大家不必耽心，伤口已经敷了熊胆，参汤也喝过了。”

彭秀才也陪伴在枕边，口里连声说着：

“恭喜！恭喜！”

太明见了彭秀才，才迷迷糊糊地记起这里是云梯书院，他的父母是得了消息以后，越过穿龙颈赶到这里来的。

第二天，太明为了回家休养，便乘轿子离开了云梯书院，从此开始疗养的生活。那时因为西医太少，只好用草药敷敷伤口：另一方面母亲每天到处求神拜佛，许愿祈求他早日痊愈，又带回些香灰给他吃。幸而伤口没有化脓，医治经过相当良好，但太明离开病床的时候，已经快近腊月了。

太明的伤势终于痊愈了，腊月也一天一天地接近，家人都忙碌起来：母亲专心一意地在灯下做太明的新鞋和妹妹的新帽；她把破布一块一块排好，细心地用麻丝缝好做鞋底。鞋面却是黑鹅绒做的，上面绣有山茶花。妹妹的绢子上绣着鲜艳的牡丹花，和红色的公鸡，还系上两个小铃子。父亲每天一早就出门去，见面的机会很少；哥哥和男佣在田里收甘薯，要工作到很迟才回家；嫂嫂把甘薯装在大桶里，让它酦酵制酒……，他们之中只有胡老人比较空闲些。孩子们有的谈做年糕的事，有的得意洋洋地比赛新鞋，有的老早便开始计算杀猪的日子了。

书院从年底到正月是假期，所以太明伤愈以后仍旧留在家里，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替胡老人换水烟筒的水。胡老人有这么一段长时间和太明在一起，心里非常高兴，他得意地为他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又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接着他对太明诉苦道：

“太明！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在日本人统治的社会里，强盗、土匪都减少了，道路也拓宽了，这固然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可是你们已经不能再考秀才和举人了，而且捐税又这么重，怎么得了啊！”

不久，新年到了，从旧历十二月二十五到正月初五，俗称“年驾”，这段时间是不许随便说话的，人们都迷信这时说了不吉利的话，便会遭遇厄运的。

太明家里每年除夕都要杀一头猪来祭祀玉皇大帝的，到了那天，院子里设着祭坛，上座供着糖果、五香、酒食、长钱和金银纸等，下座供着鸡和肉类，两旁供着牲礼猪羊，从早晨四点钟开始，全家便齐集在院子里拜祭神明。胡老人和他的儿子穿着长礼服行“三献礼”，向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关帝爷、妈祖和伯公一一许愿，祈求家道昌隆，并且感谢去年的平安。

元旦的早晨天还没有亮，到处爆竹齐鸣，家家户户都在祭祀祖先和神明。每人都放下了工作，男人兴高采烈地去拜年、赌博，女人则回娘家或到庙宇去烧香，大家在新春欢乐的气氛中，一直要继续到正月十五日。大红春联和鞭炮虽然年年依旧，但也象征太平景春气象。

正月初三俗称“穷鬼日”，照例须烧些门钱打发穷鬼的，而且那天人们都不出门。但下午彭秀才却破例来拜年，他站在院子里欣赏了一会春联，接着便被迎进客厅里。彭秀才和胡老人寒暄了一阵，太明恭恭敬敬地捧出一个托盘，托盘里摆着四碟糖果。彭秀才且念且捡：

“食红枣年年好。”

拿了两颗红枣吃着。又捡两片冬瓜片说：

“食冬瓜年年加。”

然后喝了一口茶，接着便开始赞美胡家的春联说：

“‘一庭鸡犬绕仙境，满径烟霞淡俗缘。’的确不错，真有脱俗的风格，如果不是像你这样达观的人实在办不到的。”

“你今年的春联怎么样？”胡老人受宠若惊地问彭秀才道。

“不行，不行。”

彭秀才一面谦逊地推托着，一面随口吟道：

“大树不沾新雨露，云梯仍守旧家风。”吟毕，又把春联写在纸上递给胡老人看。

“好极了！”胡老人赞道：“大有伯夷叔齐的气派。”但他接着又改用感伤的语气说：“不过云梯书院的旧家风，不知是否能像你这春联所说的守得住……？”他这样嘟哝着，依依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云梯书院被封闭的话，”彭秀才黯然道：“汉学便要沦亡了！”

不久，太明、哥哥和父亲都出来招呼，座中顿时热闹起来，充满一片新春的气象。但过了一会，彭秀才烟瘾大发，连连打了几个呵欠，胡老人看在眼里，便把彭秀才请到自己的房里去吸鸦片。

这时，外面起了一阵喧嚷，进来了一位新客──那是胡老人的侄子，也就是太明的伯父，大家都管叫他“鸦片桶”的。他已经好久没来了，他的本名是胡传统，鸦片瘾极深，分家时所得的一千几百石的财产，全部抽鸦片抽完了，因此人家都称他“鸦片桶”。他很健谈，也有几分艺人风度，所以他一来，立刻满座生光。

太明对着彭秀才和鸦片桶，茫然思索起来。胡老人是非常尊重彭秀才的，这只要从他对他那样殷勤地招待便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太明却不像胡老人那样憧憬着秀才和举人，他似乎茫然觉得那些都是灭亡的命运。比较起来，倒是鸦片桶的儿子志达能吸引太明的注意。志达会说日本话，是个预备警员（巡查补），人家都称他“大人”，到处有势力。他吸的是“敷岛牌”的香烟，用的是雪白的手帕，香水洒得香喷喷地，乡下人见他用那洁白的手帕来擦汗，都觉得很可惜。志达走过的地方，到处都漂浮着一阵香皂般的爽朗的香气，那是乡下人称为“日本味”的一种文明的香味。在当时还用木浪子或茶子洗衣服，用山茶洗脸的时代，肥皂的香味是被公认为高贵的珍品的。太明在这样的人物身边，也许显得有几分轻薄，但他总觉得颇有新时代的感觉。

不过，志达在村子里的人缘并不好，他的家人也对他很冷淡。村人对他的态度大都虚与委蛇，见面时恭恭敬敬，等他一走开──其实还没有走远，便有人说他的坏话了，这并不是单纯地对权势表示反抗，而是另有某种情感所使然的。

但志达却时常到胡老人家里聊天。胡老人年轻的时候，曾回到祖国去，知道一些香港和广东方面的情形，并且接受了几分西洋文化，所以和志达容易攀谈得上。

“叔公！”志达趁机劝告老人道：“还是把太明送到学校里念书吧，这是时势呀！”

“无论时势怎样，学校里却学不到四书五经了！”

胡老人总是这样回答。

胡老人对于西洋文化只持一种恐惧的态度，并不怎么心悦诚服，何况日本文化不过是西洋文化的一支小流而已。胡老人心目中所憧憬着的是，春秋大义、孔孟遗教、汉唐文章和宋明理学等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总想把这些文化流传给子孙。

彭秀才从初三到胡家来以后，一直被留着住了四天，本来也许还要多住几日，但为了阿三、阿四他们听说胡家将大事宴客，都拥到胡家来吃闲饭。他们时常在胡老人和彭秀才高雅的谈话，议论诗词歌赋中乱插嘴，这使彭秀才大感扫兴，因此决定告辞。阿三、阿四是鸦片桶的伙伴，村人都管他们叫“顺风旗”的，是些油腔滑调的家伙，他们深恐彭秀才一走，自己便不便住下来，因此拼命想留住彭秀才。但彭秀才坚决要回去，胡老人虽然也想留他，结果还是留不住他。

有孟尝君之风的胡老人，自从彭秀才回去以后，便让儿子去照料一切，自己不再问事，也不愿和阿三、阿四他们鬼混。胡老人的儿子──太明的父亲胡文卿──性情比较现实些，客人们都觉得住不下去，不久便纷纷回家了。

转瞬间新年已过去，接着来的是十五的元宵节。那天晚上街上有“迎花灯”等娱乐节目，姑娘们都换上新衣和家人出去游玩，青年男女也很多，这是闺阁少女难得出门的机会，也是她们选择如意郎君的好时机。

太明和胡老人为了看元宵，太阳还没有下山便出门去了。快到市街的时候，听到锣鼓丝竹声混成一片，越发点缀了元宵的气氛。那天晚上因为有特别娱乐节目，所以比往年更热烈，台北方面也有人赶来看花灯，街上万头钻动，挤得水泄不通。胡老人和太明挤在人丛中，连插足的地方也没有，他们费尽力气，才挤进热闹的中心。

这时，“灯会”已经达到高潮，五彩缤纷的花灯和火把排成长长的行列，还有喇叭队、小唱班、小孩和大人的化装行列、摇摇幌幌的仙人仙女台阁……，各种花彩和古玩装饰得如同演戏一般。当台阁经过时，胡老人一一地解释给太明听：这是“昭君和番”，那是“吴汉杀妻”，还有“关公斩六将”的场面，丝毫没有倦容。最后的行列是载着歌妓的高台，秩序非常紊乱，提著「太阳徽”灯笼的警察和壮丁在维持交通。这时，狂热的群众为了争看歌妓，挤得越发厉害，人潮中引起海啸般的骚乱。突然有十几个人从人潮中挤出去，冲进灯会的行列，秩序益加紊乱，维持交通的警察和壮丁，一面吆喝着，一面用棍棒哄赶闯进来的人。胡老人连身子也站不稳，不知几时已被挤出了人潮，立刻卷入那紊乱的局面中，听到“马鹿”一声，他重重地被击了一棍，顿时扑倒地上。

“这是从那里说起！这是从那里说起！”

胡老人好容易才站起身来，避到安全的地方，惊魂未定地呻吟着。

“爷爷！回去吧！”太明牵着胡老人，带着哭声说：“快点回去吧！”

胡老人咬紧下唇，俯看太明。太明觉得非常悲痛，眼泪直流，怎么样也止不住。

快乐的元宵节就为这件事弄得兴味索然，二人已无心再看花灯，各自怀着无限颓废的心情，怅然而返。

当晚所发生的事，使太明受到强烈的刺激。第二天听到这个事故的邻居、亲戚、朋友，都带了面线和鸡蛋来慰问。从此以后，胡老人像被伤了自尊心似地，默默地不发一言；直到忙过几天祭祖坟和各种琐事以后，内心的创伤才慢慢地痊愈。

不久，案头陈饰着的洁白水仙花枯萎了，鲜艳的门联也褪色了，太明结束了长期的年假，又重新回到云梯书院来。书院的学生已减少了很多，景况异常萧条，由于国民学校再三劝导学生入学，城市附近的学生大部份都转学了。但彭秀才一切听其自然，并无慌张的神色。城里某学校聘他去担任汉文教师，他也辞谢了。他依然安贫乐道地吟咏着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每天早晨依然一面“呼噜呼噜”地吸水烟，一面种他的花草。但不知是什么风给他带来了时运，当西瓜上市的时候，彭秀才突然接受番界附近某书房的聘请，飘然赴任去了。胡老人失望之余，只得把太明领回去，从此，太明便由胡老人亲自讲授四书五经。

. 【新旧思潮】

就在这时候，新思潮不断地在沉滞的环境中掀起波澜，并且从每个角度向太明身边袭击。太明最初所发觉的，便是在母亲生日看见亲戚的孩子们，在院子里合唱“鸽子歌”边唱边舞游戏的时候，从那时起，太明发现了另一个茫无所知的世界，并且感觉到自己离群的孤独。于是他想起志达堂兄说过的话：

“现在的官厅里，不懂日本话的简直就是傻瓜。”

而且，父亲胡文卿也说过这样的话。太明觉得时代大大地改变了，但他不明白胡老人为什么还要叫他读经书？

胡文卿对于新教育抱着很大的希望，但因目前有更重要的问题急待解决，所以并不怎么起劲。他目前的重要问题。是要把胡老人手中失去的土地买回来；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尽人子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谁知后来他好容易把土地弄到手，才发觉上了大当。原来有些土地早已建立了第三者的债权设定；还有些原是自己的土地，却由于量测的错误，竟变成邻近地主的所有物了。

胡文卿以前以医师身份参加矿场救护工作的时候，眼见那些公立医院的医师们敏捷地处理伤患的情形，自己只有束手旁观的份儿，那些他无法救助的病人，有的只要注射一针便救活了；尤其对于性病，中医大多无法下手。但西医却较中医灵验，所以西医远较中医有利可图。由于这些事，使胡文卿深深地体验到新知识的重要，他认为土地问题也一样，要使土地问题获得合理解决，必须以新知识为基础。

胡文卿虽然关心新知识，但依旧把太明交给胡老人去接受汉学教育，那是因为他明知老人的脾气固执才这样做的。太明在这种情况下，宛如一叶漂流于两种不同时代激流之间的无意志底扁舟。

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太明终于改入国民学校了。──那是一位具有汉学修养，而且深明老人心理的国民学校教员林先生对胡老人再三劝说，胡老人才答应把太明送进国民学校去的。那天，国民学校校长和翻译林先生在胡家附近的池边钓鱼，归途中经过胡家门口，老人请他们进去喝茶，于是顺便谈起这件事。

太明从第二学期开始，便进了公学校（国民学校）。当时的学校并不怎么重视资格，中途插班或跳级，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过，学校里的气氛，究竟和私塾不相同，校内朝气蓬勃，运动场和教室都是那么宽敞和明亮，使太明顿感眼界为之豁然开朗。

太明住在“大众庙”宿舍里，堀内先生也住在一起。寄宿生只有五、六个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有的并且已经成了家。他们都很喜欢安份用功的太明，所以太明的学业也进步得很快。

这里所见的事物，一切都显得很新奇，以前太明听人说摄影会把灵魂摄去的，但在这里迷信却无形中被破除了，大家都心安理得地摄影。

一切变化并不限于太明的一身。不久太明放假回到家里，发现那些慎重保存了多年、攸关胡家盛衰的松林，已经全部被砍去，呈现着一片凄凉的景象。当时因为苗栗厅三叉河的民间山林被强制收归，许可给三井财团，所以盛传山林即将收归官有，大家赶紧把木材砍下来，以后才明白那只是由公家保管，并非收归官有。

胡文卿依然每天忙着奔走于病家之间，胡老人经手卖出去的土地，已因他的辛勤工作而渐次买回来了。村人都认为一度濒于没落的胡家风水，已经逐渐开始转变了。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胡文卿不知几时已把黑布短褂换上了长袍，又由布长袍换上柔软的绸长袍，他穿着时式的绸长袍，显得非常得意。那时，胡文卿正私恋着一个女人──那是某次他在出诊归途中遇见的女人，名字叫阿玉。

“胡先生！猫儿总要偷荤腥的。”

寄生虫阿三见胡文卿私恋着阿玉，便用诱惑的甜言蜜语对胡文卿耳语道：

“阿玉的人品很好，相貌也长得不错，而且温柔多情，善体人意，做老婆是再好也没有了。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身家相当清白。像胡先生这样的人，谁说不该有个三妻四妾，现在您连个姨太太也没有，这怎么交代得过去呢？”

胡文卿虽然只唯唯否否地应着，但心里却给他说得痒痒地。阿三看透了他的心事，又带卑鄙的媚笑说：

“胡先生！包在我身上，决不会坏事的！”说着，显出极有把握的样子。

果然不出阿三所料，阿玉终于接受了胡文卿的济助，家里也添置了床、衣柜和各种新家俱，土财主胡文卿这才开始尝到金屋藏娇的乐趣。但当他不去的时候，他买给阿玉的那张床，却变成阿三的鸦片榻。

阿三是个贪婪的家伙，他把阿玉介绍给胡文卿，从中得了些小便宜还不满足，因此他又怂恿阿玉说：

“聪明人要趁能赚钱的时候尽量去赚，对付‘冤大头’没有什么爱情好谈的，你总得想办法让‘冤大头’养活你一辈子呀！”

阿玉是阿三亲戚的女儿，管阿三叫叔叔的，她听了阿三的那番话，也觉得很有道理。阿三接着又和阿玉的母亲去商量，准备拿胡文卿来扮演一出“仙人跳”。

胡文卿丝毫不知他们的诡计，他出诊回来，照例大摇大摆地到阿玉家里去。晚餐时阿玉特地准备了胡文卿最喜欢的鸡酒款待他，饭后，胡文卿醉酗酗地躺在自己为阿玉购买的床上，那张床虽然价钱很贵，但他却准备从阿玉身上攫取更贵的代价。阿玉早已胸有成竹，她宛如一阵柔软的和风，轻盈地拂进他的心灵深处。胡文卿像吸饱了鸦片烟似地，懒洋洋地陶醉在温柔乡中，不知不觉便已到了深夜。突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破了胡文卿的美梦，门外人声嘈杂，只听见有人大声喝道：

“是那个忘八蛋偷人家的老婆？让老子来揍他！开门！滚出来！忘八蛋！”

胡文卿吓得直打哆嗦，阿玉也惊跳起来，整整身上的衣服，大声叫道：

“啊呀！是他！”

胡文卿被这意外的事件吓得手足无措，混身不住地打抖。门外人声鼎沸，还夹杂着阿玉母亲哀诉的声音。但奇怪的是这样深更半夜，阿三似乎也一同来了。

“等一等！让我来，跟你说让我来嘛！”

这是阿三拼命阻止的声音。

由于阿三的调解，胡文卿总算保住了性命，交换条件是由胡文卿偿付遮羞费五百元。当时胡文卿立了一张借据，又用金表、戒指、金锁链、金边眼镜等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作抵押，才狼狈地逃回家去。

第二天，阿三拿借据向胡文卿兑换现款五百元，一场预谋的“美人计”骗局，至此始告结束。阿三又以解救危局的功劳，另向胡文卿强索一百元酬劳。从那天以后，村子里便传遍了这件事。

胡文卿自从遭受六百元的严重损失以后，总算暂时受了一些教训，矢口不再提起阿玉的事。但约莫过了二个多月，从阿三口中听到阿玉和丈夫离婚的消息，他对阿玉的旧情又死灰复燃，这个厉害的女人，他的确无法轻易淡忘的。于是，他请阿三替他作媒，想把阿玉讨来做小老婆，这在阿玉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困难的是怎样使正室阿茶答应他纳妾。胡文卿和阿三商量了好久，阿三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有一天，阿三带了一位自称从中国大陆来的相士，像煞有介事地到胡家来。那人戴一副黑眼镜，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说话操长汀口音。

“从府上的地理看起来，真所谓是人杰地灵，与世无争。”相士恭维胡家的门第说。“不过地理虽然好，人还是由运命支配的。命有盛衰之别：有的人长寿，有的人短命，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不知命运，妄想抗拒的人，就是愚夫。虽是大丈夫，想单靠自力来抗命运是不可能的，上策莫过逃避，像项羽盖世英雄，若早先卜出垓下之厄，就可以避去那一场的灾祸，后来可以取得天下了。可惜古今几多名将、英雄不信命运，徒然用力抗拒。”

接着，他又以孔明、关公、张飞等为例，证明人类无法和命运抗衡。然后又说胡文卿满脸杀气，最近恐怕有生命之虞，但好在祖先积德，以及他本人行善，也许可以避免这种厄运。不过，现在厄运还没有过去，要想避免……说到这里，他忽然把话一顿，并且加重语气说，只有娶个二房。

“请把尊夫人的相让我看看。”相士说：“把你两伉俪的相对照一下，判断就更准确了。”

胡文卿兴高采烈地要坐在身边的太太让相士看，阿茶只得顺从他的意思。

“太太真是百万富婆之相，”相士像煞有介事地判道：“不过，照你的相上看起来，您却不能独占丈夫，不然的话，胡先生一定要遭难的。子午相冲，今年刚交子运，一运五年，这五年是不容易熬过的。胡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双妻命。”

经相士这么一说，阿茶便不得不死心了，何况世间丈夫纳妾原是平常的，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痛苦事。不过每次听到有关小老婆的话，就有很多的心事涌上心头。阿茶做养媳妇到胡家来时是十一岁，当时胡家表面上虽是望族，实际上和贫穷人一样。虽有土地的收入，可是缴利息还不够，阿茶须要出去捡田里的落穗，或是到蔗田里剥蔗叶等，到了十六岁就结婚，可是照样还要捡柴草或帮人晒谷子。其后胡文卿的医务发展了，土地也涨了价，仅仅六、七年中，债也还清了。一般人认为胡家的再兴是靠阿茶的福气的。阿茶结婚以来二十几年，没有跟丈夫一同回过娘家，也没有一同上街看过戏。阿茶也没有感到什么幸福不幸福的事。

每天很早就起来工作，疲倦了就睡一下，睡过了又起来工作。现在的阿茶就不然，也要想东想西起来了。……不过阿茶最后想到自己有二男一女，万一死了，也有人捧香炉，拿火把到墓地的，前想后思，还可聊以自慰。胡老人对于儿子蓄妾，并没有表示反对，默默地不发一言；倒是大儿子志刚，却坚决反对父亲纳妾。但阿三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献计要胡文卿答应分家时多分几亩“长孙田”给志刚，终于把这捣蛋鬼大儿子安顿下来了。就这样，二房夫人阿玉便迎进了胡家的大门。

时代虽然改变了，但另一方面仍旧不断地发生类似这样的事，太明偶然回家省亲，总觉得对家庭间所起的变故有些格格不入，使他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家庭间的变故，和他距离得太远了。譬如他因为受了当时新风气的影响，把辫子剪掉剃成光头，但头上还留着一个圆圆的辫痕。于是那些油嘴滑舌的家伙，便给他取了个“石灰杆”的绰号，老一辈的还说什么身体发肤不可毁伤，认为断发等于断头，纷纷对他非议，又说依照古来的习惯，那是对付通奸者的一种私刑。

但太明是自愿剪发的，他剪发以后第一次回到家里，母亲竟绝望地用颤抖的声音哭道：

“太明！这回你死了见不得先人了……”

哥哥志刚半开玩笑地把太明的帽子脱了让大家看，妹妹也连连地喊着：

“不好看，不好看！”还笑他像个小和尚。

阿玉平常深居简出，除了吃饭以外很少见到她，但太明回家省亲，她居然也像长辈似地照顾他。不过太明对于这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在自己离家的期间，突然变成自己家庭的一员，总觉得一时无法和她亲近。

总之，太明和家庭之间已经发生了裂痕，这使他感到怅然若失。他在家里办完了琐事，便匆匆地回到学校里去了。他心灵上的空虚，只有以学问和知识去弥补它。

. 【浊流】

太明这种敦厚朴实的秉性，使得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他又帮着独身的堀内先生做饭，因此日本话也进步得很快。国民学校毕业以后，太明一度投考医校，但没有被录取，于是转入国语（日语）学校师范部，在那里的四年岁月，对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他已经获得普通的学识，而且逐渐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文化人。同学中志向较高的，有的已到日本去留学，但他却和大多数的毕业生一样，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到乡间的国民学校去执教了。

他在赴任的途中，曾抽空回家去一次，家乡人对他的金边帽、文官制服和佩在腰间的短剑，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乱。亲友们都赶来表示欢迎和庆贺，情况相当热烈，大门外爆竹狂呜，一会儿就聚集了七、八十人，一时盛筵大开，热闹非凡。

“本村获得文官荣衔的这还是第一次。”鸦片桶照例发表演说道：“这种光荣是可以和从前的秀才相比的，我们胡家从来没有比这更值得庆贺的事……”

鸦片桶的意思，无非想找点理由请大家多喝几杯酒。受过新教育洗礼的太明，对于这种场面很不习惯，周围的骚乱使他引起反感，因此不待终席，便顾自匆匆地赴任去了。

他任教的K国校非常偏僻，下了火车改乘糖业公司的台车（板车），还有一个多钟头的路程。学生大部份是农家子弟，教员除了校长以外，一共有十三人。

太明和另一位刚从高女毕业的日本女郎，都是新聘的教员，她的名字是内藤久子。他和内藤久子同到校长室去报到，校长是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日本人，因秃头的关系，看起来似乎还要苍老些。坐在校长身旁的那位面容憔悴的首席训导，是个四十多岁的台湾人，他穿着污秽的文官制服，金边也已经褪了色，因此人显得萎靡不振。校长照例说了几句勖勉的话，这持礼堂内早已聚满了学生，于是便开始举行新导师介绍仪式。太明站在高高的讲坛上，无数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因兴奋过度，自己也不知讲了些什么。仪式完毕走出礼堂的时候，首席训导对他说：

“你的精神和口才真了不起！”

太明觉得这话有些讽刺的意味，使他很难为情。

第二天下雨，太明课后留在教室里，一个人静静地望着窗外被雨点淋湿的油桐树花朵飘落在校院的地面上，洁白的花瓣被烂泥沾染得污秽不堪。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进来的是陈首席训导、李训导和黄代教员三人。

“胡先生！”陈首席训导堆满笑脸走近太明的身边说：

“你对本校的观感怎么样？”

“哦，我还不大熟悉，也谈不上……”

“是的，刚来的人都是这样的，不过，慢慢儿地你就会熟悉了。”

他又转向李训导说：

“可是，老猫子可真太阴险了，昨天晚上校长宿舍里不是由全体日本教职员举行内藤久子的欢迎会吗？”

“昨天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还说什么“日台平等’、“精诚合作’，言犹在耳，就干出这种事情来，什么“日台平等’？真是岂有此理！”

陈首席和李训导的谈话，似乎是借题发挥，想藉此激怒太明。他们所说的“老猫子”，就是校长的绰号。太明对于这些缺乏教育者风度的教员，背后鬼鬼祟祟地说校长的坏话，心里很不满意，他只顾望着窗外，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

“胡先生！”陈首席转对太明说：“你觉得怎么样？”

“这……我，我还……”太明支支吾吾地说。

三人又说了许多不满校长和日籍教员的话，然后说：

“那么，我们先走了，你也该早点走了吧？”说毕，便离开教室。

太明无意中发现日籍教员和台籍教员间的芥蒂，心里非常纳闷。尤其陈首席等竟以他未被邀参加欢迎会，作为不满校方的主要原因，更使他感觉不安。其实他自己对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不满或不愉快。

这样又过了三天，星期六放学以后，陈首席突然到太明的教室里来，偷偷地告诉太明：请他参加今晚台籍教员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他说话时那种诡秘的神色，好像另外还有阴谋，太明心里很不耐烦。他们的意图，显然是要对抗校长发起的日籍教员为内藤久子举行的欢迎会。对于这，太明是很苦恼的。由陈首席说到“只有我们……”这句话那种吞吞吐吐的样子和特殊的语气看来，便可以推测到他们的诡计，将以集会或其他方式渐次促其实现，那决不是太明所愿意做的事。这不仅是日籍教员和台籍教员之间的芥蒂，即对于学童的心理上，也将会蒙上一层阴影──至少太明有这种感觉。因此太明再三向他辞谢，并表示很感激他们的盛意，但请他们不必为他操心。陈首席还以为太明故意推让，况且欢迎会也早已准备好了，所以一定要请他去参加。

欢迎会是在太明宿舍里举行的。那间房子只有六席榻榻米，既没有壁橱，也没有纸门，陈旧的榻榻米充分地显示生活环境的枯涩和单调。房内空地上放着一个火炉和一只水缸，此外一无所有。太明搬进这间房子以前，黄代教员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里。

开会的时间到了，陈首席带了五、六个男女导师乱哄哄地拥进来，把不善应酬的太明弄得狼狈不堪；他原是客人，现在反而变成主人了。

酒是各人自己带的，菜是街上馆子里叫的，宴会就这样开始了。席间由女教员担任斟酒，酒过数巡，话题便集中到校长身上。

有的说他独占校工，连劈柴、烧水等工作都要校工去做。又有的说他包办出差，一年一次给教员慰劳与出差也只准许日籍职员出差。──这些话都是李训导最激烈地抨击校长的。但大多数人对他的话只唯唯否否地虚与委蛇，并没有一本正经地去听他，这只要看一道菜端上了桌子，碗盖刚一揭开，各人的注意力便立刻集中在菜上，再也无心去听他，便可以证明了。这种宴会的气氛渐渐地使太明感到纳闷，这与其说是专诚欢迎他，毋宁说是借此机会打一场“牙祭”。

不久，酒醉饭饱，杯盘狼籍，陈首席和女导师们先起身回去了。其余四、五人虽然已到席终人散的时候，但他们余兴未尽，一定要拖太明去逛街。太明被他们多劝了几杯酒，两颊热烘烘地，在外面走了一阵，经晚风一番吹拂，才觉得凉爽些。太明这时突然胆子一壮，准备把自己内心燃烧着的愤慨，痛痛快快地向同事们和盘托出，他觉得这些生活于小天地中的同事，胸襟都过于狭隘。但他断断续续地说了半天，总觉得说得不够透彻，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似乎连百分之一都没有说出来。

“你真不愧为大国民（大国民是‘日本走狗’之意，是由当时日本领台的一首歌词中转借过来的），不过……”李训导听了太明的话，带着揶揄的口气说：

“可惜时机还没有到，单凭学校的书本子里学来的一点儿知识，是不能了解真正的社会的，世界上的事如果都那么简单，人生就不会苦恼了！”

说话间，一行人突然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只有太明一人闷在鼓里。一行人由黄代教员带路，走进一间小巧精致的房子，房内挂着富于诱惑性的红色窗幔，还有一张床，床上垂着绸蚊帐，上面悬着福州刺绣的横幅，诱着美丽的凤凰飞舞图。床前站着一个穿高衣领服装的丽人，她忍唆地露着挑拨性的微笑。

太明突然在壁上挂着的“西湖美人”的画轴上，发现

“英雄自古难忘色，

葵蕊何心独向阳。”

的联句，又从联句的字里行间发现了另一种隐藏着的意义，心里觉得很有趣。

“这位是新来的胡先生。”黄代教员对那熟悉的女人介绍太明说。

“英葵小姐，初会初会……”太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他这样一说，大家都觉得很诧异。

“胡先生！”黄代教员惊奇地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的？”

“宰相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太明笑道。

那女人被太明叫出自己的名字，也觉得很奇怪。太明说那是因为画轴的联句上面有“英”“葵”两字冠首，所以才知道的。这样也给众人一种印象，说他有些汉学的素养。

说话间，黄代教员随口哼着山歌，各人便乘机大摆龙门阵。

当晚，太明回到宿舍里，上床以后心里老是想着日籍教员和台籍教员间的不平等待遇，以及自己到差以后笼罩在周围的郁闷的空气；接着又想起英葵所唱的“叹烟花”曲中那种晦涩的歌词和旋律……，思潮起伏，很久不能入眠。突然，英葵的面影仿佛忽而变成和自己同时到差的内藤久子，一想起久子，太明满腔的热血便不由得沸腾起来。

. 【内藤久子】

以学期划分的教坛岁月，显得非常匆促。暑期刚一过去，水果摊上陈列着的西瓜，便已换了鲜红欲滴的柿子，使人觉得季节的转移，真是快得惊人。

在这段时期内，地方行政制度已改为自治制，文官制服上那华丽的金边也改为黑边，腰间的短剑也取消了；虽然还有些人难免留恋这种短剑，但太明觉得腰间减轻一些负担，精神和肉体都轻松了不少。

入秋以来，暑气并未全消，学校又进入运动会的季节。面临高耸云霄的次高山底校园中，学生们每天在练习游戏和舞蹈。太明因为担任音乐主任，所以课后还要忙着替学生弹琴伴奏。有一次，他正替学生们伴奏风琴，不知怎地，心神忽然脱离了琴键，漂浮到虚无飘渺的苍穹之间，因此风琴的旋律也跟着脱离了乐谱，弄得学生们的舞步都无法配合。

“胡先生怎么啦？”

女教员瑞娥一面拭汗，一面走到太明的身边，微微地看了他一眼说：

“你的拍子怎么合不上来了？”

她的神色与其说是质问，毋宁说是含着几分媚态。

“喔，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啦……”

太明一面托着腮帮子靠在琴键上发愣，一面脱口而出地说。

这时，他的视线恰巧落在站在旁边微微喘息着的瑞娥的酥胸上，距离近得几乎可以接触得到了。

内藤久子见太明愣着不弹琴，便吹起哨子宣告休息，然后姗姗地走到太明和瑞娥的身边。

“胡先生真的不知道怎么了呐！”

瑞娥噘起小嘴，像要赢得久子的同情似地对她说。但她的口气并没有丝毫责难的意思，相反地，却充满庇护和慰藉的意味。

近来，太明对于瑞娥有意和他表示亲近，并非完全不觉得，有时她的表情几乎有些近于献媚。但太明总觉得无意和她亲近，他的内心虽然深已不能接受她的爱意为歉，但事实上却是爱莫能助。如今，太明的心目中，正潜伏着内藤久子的倩影，因此他根本无暇考虑或顾及其他的事；瑞娥对他表示的柔情，反而使他觉得有些累赘和厌烦。

“胡先生，让我来弹吧！”

瑞娥说，把身子挨近太明，要太明把座位让给她，太明慢吞吞地站起来，心想，如果换了久子该多好。

瑞娥弹风琴的时候，内藤久子开始跳“羽衣舞”，她那由运动锻炼出来的富于弹性的胴体，在翩翩起舞的时候曲线毕露，美不胜收。当她回旋的时候，裙裾轻轻地向上转成一个美丽的轮圈，隐隐地露出两条花蕊般洁白的玉腿。

“多么美丽的玉腿！”太明看得目眩神迷，不觉闭上两眼轻轻地赞叹了一声。

可是他的眼精虽然闭上，然而那双洁白的玉腿却依然以柔美的曲线，在他的瞳仁间描摩着姣美的舞姿。那是丰腴温馨的日本女性的玉腿，而那优美的舞姿，犹如随风飞舞的白蝴蝶。太明不觉回忆起某次游艺会中，久子穿着洁白的舞衫表演“天女舞”的情景来，她那美丽的娇躯和纯熟的舞艺，曾使满座的观众惊得鸦雀无声。有时，看见久子穿着鲜艳的和服在散步，她那美丽的倩影，常使太明对她无限地倾慕。

太明张开眼睛，久子依然漫不经心地在跳舞，但太明却觉得正视她是件痛苦的事。他的感情越冲动，越使他感到自己和久子之间的距离──她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显得遥远，这种无法填补的距离，使他感到异常空虚。

太明的心理已经发生变化，自从上次那偶然的机会以后，太明对于久子的思慕竟与日俱增。

那天，他托词头痛提早回去，一骨碌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脑海里老是想念久子的事。

“她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这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想到这里，胸间不觉引起一阵隐痛。

假如自己能和久子结婚，以后的生活将怎么样？自己这种低微的生活能力，怎么能供养日本女人久子所需求的高度生活享受呢？这种永无出头之日的国民学校教员，再干三十年，至多也不过当个番界附近国民学校的校长……普通，就像陈首席训导那样干了二十四、五年，还升不到六级俸。最近日本人训导，又给他加上一句‘旧头脑’来蔑视他了。陈首席虽是愤慨，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要养育五、六个孩子，不能不忍受。校长拉年轻的伊藤训导做教务主任，而把陈首席丢在一边。陈首席在那样的地位还甘心干，李训导在背后常常批评他是傻瓜。不过李训导近来也因为小孩子年年增加，渐渐地软化了。

这样一想，太明所有的希望顿时都变成泡影了。

在太明的心目中，久子是美好无比的，对于他，久子正如“羽衣舞”中所见的，是一位白壁无瑕的理想女性，是一位绝对的理想女性，简直可以和天上的仙女相比拟。可是，久子却认为本省人连澡都不洗，太明恐怕也从来没有洗过澡；又太明原来不吃大蒜的，但她有时却有意无意地说太明有大蒜臭。而且动辄批评本省人，虽然不一定怀着恶意，但她内心的优越感，却在不知不觉间表露无遗。这样的事是时常可以遇到的。例如农历正月，一位保正请太明和久子去吃饭，席间端出一碗清炖鸡，久子竟在太明的耳边轻声地说那是“野蛮”；可是等她一沾上口，却又连称好吃，狼吞虎咽地吃个不停。这其实并不是她自身的什么优越感，而只是一种无知的骄傲；她那种民族的智慧，使她见了菜肴的外形便讥为“野蛮”，不料结果又被美味所屈服，而且并不以为自己矛盾。她见了美味的东西，那种餮饕忘形的丑态，正足以表示她无非是极普通的女性而已。这一切，太明并非不知道，但久子的这种缺点，非但没有灭少太明对她的思慕，反而使他的恋情日见增长。

自己的血液是污浊的，自己的身体内，正循环着以无知淫荡的女人作妾的父亲的污浊血液，这种罪孽必须由自己设法去洗刷……

太明内心的格斗，使他彻夜不能安眠。

. 【苦斗】

运动会结束以后，学生们便接着准备升学考试，他们都为投考师范学校及中学而专心一意地准备功课。但每年师范学校的新生录取额，每县（郡）平均只有一、二名，而县辖的国民学校却有十六所，六年级生共有二十多个班级，因此每县（郡）录取比率是二十比一，竞争当然是剧烈的。

太明为了替自己的学校争取那一名仅有的录取名额，每天早晨上课以前，便为学生补习国语（日语）和算术。放学以后又为他们解答入学试题，晚间再在宿舍里为考生复习功课，几乎把全部的时间支配得没有一点空闲，准备冲破这第一道难关。可是，当太明着手为学生复习功课的时候，却发现前任导师根本没有尽到责任，原来这批准备投考中学及师范的学生，有的竟连三、四年级的基本功课都还不太了解，这不禁使太明大吃一惊。

太明像着迷似地把全副精神灌注在这件工作上，对于同事也很少交谈，并且也想藉此从单恋内藤久子的苦海中解脱自己。可是，同事对于他这样热心，非但不寄予同情，反而背地里讥笑他沽名钓誉，有的还笑他多管闲事，李训导甚至当面说他这种作法是枉费心机。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本省籍学生的中学入学人数限制未取消以前，无论如何争取，也是徒劳无功的。譬如甲校的录取额增加一名，乙校势必减少一名，结果整个局面还是没有改变，这就是所谓蜗牛角上之争。其实他所说的这些理由，无非想为自己的怠惰辩护而已。太明对于周围的环境非常憎恨，决心以事实来答覆一切。他为了日以继夜地操劳，两眼都布满了红丝。

某夜，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绅士，到太明的宿舍里来访他，那人姓林，是城里某协会的会员，是位人格高尚颇孚众望的绅士。“胡先生虽然很年轻，”林氏郑重地说：“但我听说胡先生经常亲自照顾考生，真是钦佩之至。现在我有一件事想拜托胡先生……”

他说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投考本省中学没有录取，只得把他送到日本去留学，谁知他在东京住了将近十年，只学会了打撞球和玩下女，结果一事无成便回家了；二儿子也是到日本去留学的，但他献身于政治运动，一去消息杳然；因此林氏的全部希望，只有寄托在小儿子的身上，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小儿子能在双亲身边的本省中学里求学。现在他的小儿子是太明学校里的六年级学生，编在伊藤导师的那一组，但那组学生并没有课外补习，林氏虽然恳托过伊藤老师，请他特别加以指导，却被他拒绝了。他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来拜托太明。当然，以他那小儿子现在的程度而言，考中学是没有把握的。

太明听了这番话，以林氏对他信赖之深，使他非常兴奋。他明知为别级学生──尤其是曾经诬蔑自己盗名欺世的伊藤导师那一级学生──补习功课，将会发生不愉快的后果，但他因感于林氏舐犊情深，青年的心灵中，不禁燃起正义的火炬。他为了要贯彻这种正义，终于毅然接纳了林氏的请托。

这事谈妥以后，林氏如释重责，渐渐地把话题转到日常的生活上去。

“这宿舍实在太不成样子了。”林氏环视着房内剥了皮、露出白骨的榻榻米说：“怎么连榻榻米也不换换呢？”

“恐怕已经有三年没有换了。”

“三年？可是预算上不是规定每年都要换的吗？”

“去年年底我曾经申请更换，可是校长说没有预算。”

“没有预算？”

林氏顿时变色道：“这是什么话？我新年里到校长、伊藤老师和日本人女教员的宿舍里去拜年的时候，他们房里的榻榻米都是新换的，怎么会没有预算吧？必是他们干的好事，一定是把预算挪用掉了。”

林氏接着又举出一连串关于校长和日籍教员专横跋扈的作为，才愤愤地离去。

由于太明的努力，学生们的学业大有进步。当他发现这种显著的进步迹象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努力已获得相当的报酬，内心顿感温暖起来。

“我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干，即使失败也决不后悔！”

他抖擞着精神，宛如一个驰赴战场的勇士。

考试的日期终于到了，结果任何谁也不能预测。那天太明一早起来，心里就觉得惴惴不安，他好像突然堕入失望的深渊，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使他感到万分沮丧。可是，现在除了静待严正的判决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考试的结果，太明的学生被师范学校录取了一名，普通中学录取二名，而且成绩都相当优异。以各学校的录取比例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太明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录取名单上的文字，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突然，太明感觉到身后有人在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林氏。

“大功告成了，恭喜，恭喜！”林氏紧紧握着太明的手说。

这时，太明忽然记起林氏的儿子来，全身竟像浇了一桶冷水似地；他起先只顾注意全校录取的名额，却忽略了个别学生的姓名，竟把林氏的儿子忘了。

“真对不起！”太明的双手被林氏握着，低下头来惭愧地说：

“是我的能力不够……”

他的语气带着凄楚的泪音。

“那里的话。”林氏反而鼓励他说：

“胡先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实在是小儿的程度太差了。”

说到这里，林氏也不经黯然神伤。

入学考试获得意外的成功，完全是由于太明努力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学校里和城里，不久便传遍了这项消息，太明除私自庆幸以外，自己也觉得很有面子。第二天下课后，他正在整理文件准备回家的时候，内藤久子突然来向他道贺：

“胡先生，恭喜你呀！”

太明一听到久子的声音，全身顿时像触电似地僵直了。久子接着亲匿逾恒地说：

“你的毅力真不错呀！”

太明对于久子的祝贺，自己也觉得受之无愧，两人虽然没有交谈几句，但彼此的心灵却已相互沟通，默默地站着不发一言。

“恭喜，恭喜，胡先生！”瑞娥兴高采烈地拉长嗓子冲破沉寂的空气说：“你真了不起，真有办法！”

太明对于瑞娥这种过份想讨好别人的样子，心里着实有些烦腻，一时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也由于对瑞娥的烦腻，益发觉得久子值得思慕和景仰。他在为学生们热心准备升学考试的时候，曾经一度以为自己也许可以从此摆脱对久子的思慕，但以后却证明那只是一时的错误；这只要看他一听到久子的声音，一看见久子的面影，就有些情不自禁便可以证明了。没有和久子见面的那几天，他对她的思念还是非常深切的。

以后，太明在偶然的机会里，也遇见过久子几次。在举行过充满悲欢离合的毕业典礼以后，学校便放假了。他在归途的火车中，又和久子不期而遇。久子请他中途下车到她家里去玩玩，这在久子也许只是对同事的普通礼貌，但太明对于这样的访问，却不免有些踌躇。

久子的父母对太明这位稀客招待得相当殷勤，到家时正好是午餐的时间，他们便请太明吃“日本料理”。以日本菜而言，太明对于“炸面虾”、“鹑豆”这些东西虽然并不陌生，但对于“山药汤”和“生鱼片”，却总觉得吃不惯。

“胡先生！你吃吃看。”久子津津有味地喝著「山药汤”，带着几分稚气的口吻对太明说：“这汤好吃极了！”

太明只用筷子醮了一下，筷头拉起白白长长的山药汁，他联想着鼻汁，心一怔便不敢吃了。久子的母亲见太明不吃“生鱼片”，便对他说：

“这是鲔鱼，尝尝看吧！”

她虽然很客气地请太明吃，但太明却怎么也引不起食欲，只得勉强挟了一块，囫囵吞下去。谁知他刚一吞下，忽然又泛上来只想吐，太明竭力忍耐着，连忙掏出手帕假装擦嘴，乘机把“生鱼片”吐在手帕里，连眼泪也急出来了。这简直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尝过的恋爱的苦味。幸亏久子的家人都没有发觉，他们以为自己认为美味的东西，太明也一定喜欢吃的。

太明辞出久子家的时候，久子一直送他到车站，火车离站时，她还挥着手帕为他送别，这虽然只是暂时的小别，但太明的内心却充满别离的忧伤。在向着故乡飞驰着的列车中，他的脑海里一直残留着挥手帕为他送别的久子的倩影……。

. 【故乡的山河】

久别归来的故乡，一切依然如旧：阿三、阿四也没有什么改变，“鸦片桶”仍旧终日吞云吐雾，爷爷还是那么康健，一天到晚端着水烟筒“呼噜呼噜”地抽个不停。太明很想和阔别的爷爷叙叙，但爷爷对长大成人的太明，竟像对待客人似地，倒使太明觉得不自在；不过，爷爷还是和以前那样爱唠叨，现在来了一个谈话的好对手，他的话题从品茗开始，一直谈到二十四孝故事，滔滔不绝，好像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彭秀才听说还在番界附近教书，父亲依旧执行医业，一心一意想积蓄点财产。这一切，看起来虽然和以前差不多，但无形中仍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改变迹象：譬如阿三、阿四的额角上，都已经添了几条深深的皱纹，他们为衣食奔走和为俗务所纠缠，看上去已经苍老得多了。此外，二十年前聚集过数百族人举行盛会的胡家大厅也冷落了，四壁被儿童们涂抹得污秽不堪，“至善堂”匾额上的金字也剥落了，神案上积满了尘埃，烛台上还残留着多年以前的烛泪。自从族人星散以后，有些时代的落伍者，流落到东台湾和南台湾去，此外便是那些阿三、阿四之流游手好闲的寄生虫。

“阿三、阿四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太明心里茫然想道。

以纯客观的立场观察各人的生活方式，是一件极富趣味的事：例如彭秀才是逃避现实的，爷爷是超越现实的，只有胡文卿却拼命想抓住现实……。话虽如此，其实太明不是也正为现实的俗务而疲于奔命吗？他所凭借的，是青年的朝气和未来的幻梦；但仔细想想，连这些也觉得毫无意义，反而会向往爷爷那种超越现实的心境。

爷爷讲完二十四孝故事以后，接着对太明解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暗示太明应该早些结婚，爷爷好像不久以前才想到这件事，他希望太明这次回家省亲，把他的理想付诸实现。那时男女结婚，只要男方明白女方的身世就行了，事前双方不必见面的，见了面就表示同意结婚。太明最反对这种旧式的婚姻，所以他只考虑内藤久子的事。可是，无论他如何爱久子，但不了解对方的心意，还是无济于事的。至少久子的事，还不能作为拒绝爷爷的客观理由，因此太明觉得非常为难。但爷爷也不过探探太明的口气而已，并没有接着说下去，以后的话题便回到汉书上去了。值得惊奇的是爷爷的心目中，不知几时也灌输了一些新思潮。爷爷说：

“千百篇八股文，也抵不上一颗炸弹，现在是科学时代，舞文弄墨已经无济于事了。儒教是歧视诸子百家的，他们不把它列入学问之中，但日本人却能应用它，对于商鞅的律令法则，也运用得很恰当，下一代是应该研究科学了。”

太明听了这番话，使他对爷爷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可是，他现在没时间对人生作深刻的研究，他一心一意只惦记着久子，刚才爷爷说话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怀念着久子的声音、容貌和倩影。

第二天，哥哥志刚忽然提出分家的问题，阴险的志刚先绕着弯子说了半天，后来经不起嫂嫂的催促，才提出那句话。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小星阿玉已经生了孩子，还没有办理入籍手续，父亲正在设法解决这件事。志刚认为趁入籍手续还没有办妥以前分家，可以多得些财产，所以巴不得早些分家，他希望太明和他采取一致行动。

太明知道哥哥的话完全是嫂嫂的意思，但他并不赞成这样做，他认为父亲小星的儿子，也是父亲的儿子，应该以兄弟看待的。他不忍眼见父亲正在各方奔走的时候，有人背地里做出这种欺蒙的行为，何况还要他参与其事，那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只有一个人，”他终于不愉快地说：“根本不需要什么财产，哥哥需要的话，你自己跟爸爸去分好了。”说毕，便起身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他独自在房里沉思，对于家庭间发生阋墙相争的丑事，内心万分难过。哥哥甚至提出妹妹秋云明年进高女的学费问题，更使太明愤恨，对于这样的哥哥，只有决心支持父亲到底。

当然，纳妾不是一件好事，父亲有了这种弱点，可能会不顾太明的利害，一切听从志刚的意见的。太明的眼前，似乎呈现着阴险嫂嫂的笑脸，和一切见利忘义的人的面影。纳妾虽然不是好事，但所生的子女却是无辜的。太明想到这里，立刻想去和父亲谈谈，被阿三、阿四和兄嫂他们包围着的孤立无援的父亲，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太明进了父亲的房间，气愤愤地提出自己对分家的意见，他边说边流眼泪，也顾不得去擦它，父亲和阿玉听了都非常感动。

胡文卿近来显得苍老得多了，他老泪盈眶地望着太明，目光中含着无限的感谢与信赖。他抱起乳儿对太明说：

“这是你的弟弟，一切要你照顾他……”

那被抱在父亲手中的温馨小生命，露出无邪的微笑，使太明感到骨肉之情，真是无比地深挚。

家庭已不再是太明安居的地方了。父亲表示在自己未死之前，绝不将财产分配给任何人，分家问题就这样草草地告一段落；太明没有等到学校开学，便回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了。久子不在的学校里，显得像人生边境似地凄凉和寂寞。太明穿过乡间的小路，本想去看看瑞娥的，但在她家门口徘徊良久，始终没有勇气去叫门。他带着空虚的心灵回到宿舍里，恨不得大声呼喊爱人的名字，但他终于没有这样做，只带着寂寞的心灵进入梦乡，独自忘去一切的忧伤。

. 【暴风雨的季节】

一到四月，新学期又开始了，本学期教职员更换了三、四人。平时每逢学期开始，大家都怀着新的希望和兴奋的心情，可是这次各人的心底，却像充满猛烈的杀气似地，有一种紧张的感觉。

每天早晨，照例举行教职员朝会和学生朝会，这段时间是太明觉得最苦恼，因为校长在朝会中的训词，总是非常偏激的，他几乎用训导的态度来对付教职员。校长的训词从不懂“国语”（日语）的人缺乏“国民精神”说起，然后说到本省籍教员，必须把自己的家庭“国语化”，凡不能教育自己家庭的人，便不配当教员……。他总是用这一套宏论来责难教员们的情绪低落。太明听了这些话，自己也像受到责难似地，感到非常不快。还有，值星教员规定必须每日调查学生的行为，并须于教职员朝会中提出报告，遇到有人在报告中指摘本省人家庭的厕所不清洁，便把弄污学校厕所的事，归咎本省籍的学生，并且大加训斥。再如初入学的新生，由于说话的能力较差，回答口试时难免吞吞吐吐地说不清楚，于是又激起级任导师伊藤的小题大做，主张举办什么家庭调查……。对于这些，时常使太明感到非常难堪。

某次朝会，太明那班的级长不知为什么细故，被值星教员拉出去，要他查明事件的责任。那学生年纪虽小，但也尽量运用有限的语言技能，试图把真相解释明白，谁知这样反而触怒了值星教员，顺手打了他一巴掌，并且骂道：

“这个小鬼！骄傲无礼还想顶嘴吗？”

那孩子泪汪汪地再也不说什么了。值星教员见他那副可怜相，心里似乎也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又安慰他说：

“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可是，一经关闭了的儿童心扉，便再也无法开启了。值星教员见那孩子忸忸捏捏地不说话，突然又歇斯得里地咆哮道：

“鬼东西！狡猾，你敢逞强？”

说着，又举手连连地掴了他几巴掌，那孩子终于忍不住哭起来了。值星教员接着骂道：

“没出息！你还想做日本国民吗？”

太明亲眼看见这种事实，就像自己挨了打似地感到痛苦，内心极为不平。但在那种情况之下，又不便有什么积极的行动。

在那次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整个学校笼罩在日本人那种有恃无恐的暴戾气氛中。镇里有些家长和热心人士实在看不过去，曾经向校方提出抗议，但始终未见改善。不过，自从有一次因体罚而引起学生中耳炎的事件发生以后，那些横蛮的作风　逐渐减少了些。伊藤训导曾经在教员会议中提出以罚跪水泥地代替“暴力制裁”来对付顽劣学生的方案，这提案立刻采纳了。但这种强迫性的赎罪方式，其实比“暴力制裁”更糟，从那次以后，教室的角落里，时常可以发现双膝跪在硬蹦蹦的水泥地上活受罪的学生的可怜相。

太明已渐渐地对教育发生怀疑，也许这种怀疑只限于对教育的方法。仔细地想想，很多事情使人不能安心：譬如日人小学从来不采用体罚，同样能收到教育的效果，但台人国民学校却办不到；又日人小学一切依照学则办理，台人国民学校却把重点放在农业教育上。不过，太明对于这些，也只茫然不解其中奥秘，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改革意见。

学校每月举行二次“实地教学研究批评会”，某次会议中，因有人指摘国民学校学生日语发音不准确，应由本省籍教员负责，这事曾经引起台籍教员与日籍教员间的感情问题。会议继续发展，情绪极不愉快，全场充满抑郁紧张一触即发的气氛。这时，一向沉默寡言不为人所注意的曾导师，突然脸色铁青，站起来向校长提出质询。由于曾导师平时为人极其厚道，大家都不知将发生什么事？个个紧张地听他发言：

“如果说本省籍教员的日语不好，试问我们本省人难道是天生懂日语的吗？那些日语难道不是你们教我们的吗？校长自己有一次在朝会里叫学生出去的时候，不是也把动词‘出よ’说成‘出れ’了吗？‘出れ’这个字在日本话里倒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还有伊藤老师的发音，也不见得怎么高明，他总是把“Shi”的音说成＂Su＂，把＂Chi＂的音说成＂Tsu＂，我拿一个例说出大家听：‘ワタスのツホウはイワスのメイサンツで、スタガツテ料球法テもツガツテイマシ’。难道这在教育上就不会发生问题吗？”

曾导师一语惊四座，把校长问得哑口无言，呆若木鸡。他接着又说：

“校长先生平常总喜欢说‘日台平等’这句口头禅，如果你不明白这话的真义，现在让我来解释给你听！”说着，他便大摇大摆走到教职员名牌前面。

满座的视线都集中在曾导师身上，不知他将有什么举动？校长气得面色铁青。曾导师指著名牌说：

“教职员名牌应该按照职位高低的次序排列的，不能因为是日本人，就把它排列在前面，真正的‘日台平等’应该是这样的……”他一面说，一面把十三块名牌不问是日本人或台湾人，全部重新按照职位的高低挂上去，然后慢条斯理地转向校长正颜厉色地说：

“校长先生！真正的‘日台平等’是不应该有偏见的，也不应有色彩的！”全场自校长以下，没有一人敢发言。曾导师微微地一鞠躬，跨着沉静的步子，昂然走出会场。他那时的神情，纵使有人制止他，也决不会回头的。

太明静静地僵立着，满腔热血顿时沸腾起来，他宛如堕入深渊中似地，完全失却自主的能力；以前他自己所建立的那微不足道的明哲保身的理论，这时已经完全崩溃了。他跄踉地踏上归途时，竟茫然不知走向何方？

曾导师的事件，曾在太明的心灵中掀起一阵暴风雨。曾导师平常是个并不引人注意的人物，太明也从未特别关心过他，想不到这样的人，竟有如此激烈的思想，这的确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别人都只知道他是个极其用功的人而已……。

第二天，曾导师便离开学校了，听说是自动辞职的。两三天以后，太明接到他这样的一封信：

“太明：你知道世界潮流正瞩目于台湾这个孤岛而日益紧张吗？象牙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研究更高深的学问，及研究作为学习手段的教育方法。说起教育，如今台湾青年都认为它是‘发迹手段’的代名词，大家只知道：要赚钱应该学医，要斗争应该当律师……。可是，二十世纪是科学时代，台湾人尤其应该急起直追，去研究落后的科学，将来人类也许将以科学发展的程度，来决定战争的胜负。新社会虽然已经建立，但台湾还没有技术人材，甚至连精通高等数学的人都很少。今后我已决心研究科学，你有你的个性，希望能发展你那伟大的爱的教育，勿使我有后顾之忧。”

太明对于这位年事相若的“老前辈”所说的话，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印入他的心坎中。

. 【葬礼】

暑假开始后的一星期中，太明每天去访问学生家庭。乡间路旁的木麻黄，被风吹得发出流水般的响声，使他感到异常孤独和岑寂。

有一天，太明照例去访问学生家庭，当他经过大榕树下面时，发现枝梢已经抽出嫩绿的新芽，十几个农夫正在浓荫蔽天的树下福德祠旁休息。太明在云梯书院求学的时候，老师要他经过福德祠前须向福德正神膜拜，因此他在祠前停了脚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农民们见了大为感动，纷纷交头接耳地说：

“大人在拜菩萨呐！”

太明告诉他们自己是学校里的教员，并且向他们问路，好容易才找到要访问的那一家。

那家是一个大宅院：左面四栋，右面三栋，十几家族人同住在一起。太明一进院子，狗就叫个不停，一个驼背的老太婆连忙出来把狗赶开，然后合著手掌频频地对太明叫“大人”，她那尖锐的目光中，充满不安和恭顺的复杂感情。太明不愿使她和先前的农民一样，对他产生不必要的恐惧，连忙说明自己的身份。

“原来是学校里的老师。”老太婆手抚胸前一下，这才安心地说：“我还以为是大人呐！……”

这时，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太明是来访问的，大厅门边有几个背着流鼻涕的毛孩子的妇人，大惊小怪地在偷看，只听见她们窃窃私语道：

“学校里的老师不带剑的……”

她们远远地围着太明，都带有几分敬畏的神色。太明不厌其烦地对老太婆说了一些关于儿童暑期作业的话，便结束了家庭访问，告辞回去了。

暑期中，学校是空洞寂寞的。太明留在校内担任留守工作，上午要为下学期升级的学生补习二、三小时功课，下午比较空闲些，但来访他的学生也不少。

本省学生的目光比较浅近，并且多少带些沉滞的气质；但日本留学生便不相同，他们见闻广博，性情也很活泼。听了他们对于世界潮流和社会问题的见解，更使太明觉得自己的知识落后，内心异常焦急。

某日，一位从中国大陆回来的师范学校先期同学来看太明，他比太明早六、七期毕业，在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中国大陆去了，在大陆上住过四、五年。由于这位先期同学告诉太明的一切，使他当时萌芽未久的到日本留学的意念，一度发生相当强烈的动摇。据那些先期同学说：台湾人到任何地方去，依旧是台湾人，到处受人歧视，尤其是中国大陆，因为排日风气甚盛，对于台湾人也极不欢迎。至于他自己，由于多少有些学识，懂得的事情比较多，反而使他感到烦恼，不如解甲归田做个老百姓。不过，这位先期同学的话，并未使太明的留学意念彻底打消，他总想亲自去看看世界各地的事物。

“总而言之，试试看吧！总而言之……”太明自言自语地说。

暑假过了将近一半的时候，爷爷忽然差人送来彭秀才的讣闻，爷爷因年纪老了，不能到交通不便的番界附近彭秀才的书院去吊丧，所以要太明替他去一趟。太明最近和彭秀才已很少来往，但他总算一度做过太明的老师，何况又是爷爷的命令，不去是绝对不行的。“一日之师乃终身之父。”太明心里一面这样想着，一面便整装出发了。

彭秀才的书院很偏僻，下了火车还要改乘汽车，然后再转搭板车才能到达。这种板车并不是营业性的交通工具，而是运煤用的，所以车身污秽不堪。太明坐上板车正要出发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衣衫褴褛、怀中抱着婴儿的妇人，她仰脸望着太明，意思像要搭他的便车，但见太明穿著文官制服，心里不免有些惧怕，所以不敢开口。

“走开，走开！”车夫见她这种样子，立刻呵叱道：“不要挨近大人！”

那妇人像被人推了一把似地，立刻跳下板车，泪汪汪地望着太明，似乎想对他诉说什么。太明便对车夫说：

“没有关系，让她上来吧！”

太明虽然让那妇人上了车，但又觉得自己这种行为，近乎强者对弱者的施舍，不免对自己发生一种嫌恶之感。那妇人小心翼翼地告诉太明：她怀中孩子正患着肺炎，烧得很厉害，医生嘱咐她必须绝对安静。太明听了心理越发难受，那妇人的存在，简直就像一种无言的抗议；一直等她中途下车以后，太明才像获得解脱似地松了一口气。

板车沿着溪谷缓缓地前进，不断发出隆隆的巨响，震撼着山谷。两旁的景物不停地变幻，顶上有高耸云霄的峻岭绝壁，眼前有水清如镜的万丈深潭，空中有翱翔盘旋的鹰鹫……。在这奥秘深邃的大自然中，唯一的人类便是太明和车夫，太明的灵魂像被一种难言的孤独齮啮着似地，感到无限地寂寥。

不过，车夫表面上虽然很粗野，实际上却相当和蔼可亲，板车到达牛斗口的时候，他把有关当地的故事，一一地讲述给太明听。据说那里从前是著名的番人出没地带，曾经有几十人在那里丧生。此外又说了许多关于开拓当地的隘勇〈当时的台籍警丁〉的英勇故事，据说他们都只有少数一、二人戒备在“隘勇线”上的。

板车快到煤坑的时候，遇见许多运煤车和矿工，不久便到达一条小小的街道，那儿有一种矿区特有的粗犷的原始情调，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太明到达那以熟悉的笔迹题著「云梯书院”匾额的破屋时，已快近黄昏了。以这样一块荒凉、僻静的地方，作为终生献身于礼教的彭秀才安息之所，似乎未免太寂寞些。不过，这也许就是时代幻灭的象征吧？太明在破屋门前伫立片刻，面对那熟悉的字迹，不禁感慨万千！

不过，葬礼仍是相当地热闹，送葬的人有彭秀才的遗族和门生，其中除了李乞食是太明的同期同学外，大部分都是不相识的先期或后期同学。出殡仪式于当日上午十时举行，仪式完毕以后，送葬行列便肃然整队出发，前面有“故秀才彭逸民先生”的引旌作先导，接着还有二、三十幅写着：“大梦南柯”、“驾鹤仙游”等字句的挽幛……。矿工们都放下工作，目送行列缓缓地过去，似乎对这位当地教育终其残生的彭秀才，点缀一些最后的哀荣。

太明在葬礼完毕以后，便提前回家了，他宛如一个古代的亡魂，从木乃伊的躯壳中遁逃出来似地。他认为彭秀才有彭秀才的时代背景，他在那时代中曾经付出努力与牺牲。而且还有拓荒的功绩。他或许希望永远深居在他自己的思想樊笼中，那且不必去提它；但我也有我自己的时代……。太明想到这里，似乎觉得灿烂辉煌的时代，就在眼前向他招手。当他从暝想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只听见车声辘辘，板车已驶过牛斗口。它穿过一条街道，两旁的景物风驰电掣般地向身后飞奔而过。

. 【幻灭】

秋季的新学期又开始了，办公室内依然是暑期中那种懒洋洋的情景：人们所谈论的无非是钓鱼和海水浴那一类的事。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内藤久子，那健康的脸蛋，和瑞娥那丝毫未改变的白嫩面庞，又在办公室里出现了。

某日，太明陪校长到偏僻的龙眼林，一个甲长家里去访问：甲长全家人正在一心一意地做篾工，见校长和太明来了，大家顿时忙乱起来，准备迎接贵宾。太明是替校长当翻译去的，他见甲长家人忙着去买啤酒等物，准备招待他们，心里很觉过意不去。那村落的居民，以贩卖龙眼为主要收入，但这种生意每隔一年才有一次，此外便须找点像甲长家人所做的篾工，或其他苦工为副业，始能勉强维持生计。学校里那些连学用品也买不齐全的儿童，大都出生于这种地方。太明明知这种情形，却要接受他们的款待，内心非常不安。但校长对于这些，似乎毫不介意，因此太明翻译的心情，也显得相当沉重。

归途中，校长因喝醉了酒，说话也显得轻薄起来，他突然调侃地对太明说：

“听说你跟女教员很谈得来，是内藤久子还是瑞娥？要是真的话，我倒可以帮忙的。”

由于这话来得太突然，太明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急得满脸通红。校长说话时那种卑鄙、轻狂的语调，固然令人讨厌，但他的话里，似乎真是如此，事态就比较严重了。瑞娥暂且不提，只要久子的事还盘踞在太明的心目中，他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他并非不想和久子结婚，但要实现这个梦想，却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不过，那和恋爱的感情，究竟是另一回事。想不到校长这句半带戏谑的话，竟燃起太明无限的恋情。

九月下旬的某日，瑞娥急急地跑来告诉太明说：久子就要调差了。太明听了这话，顿时像堕入地穴之中，内心万分焦急。他立刻意识到校长前次所说的话，原来真是别具用心的。太明心中交织着愤怒、悲痛以及对久子的恋情，思绪非常紊乱。他在颤抖着的心灵中想道：现在是表白的时候了！失去这个机会，将永远不会再有获得久子爱情的时机了。想到这里，顿感坐立不安。

站在瑞娥面前的太明，内心痛苦不堪，他随便找了一点理由，把她遣走以后，独自怀着紊乱的心情留在教室里。卑鄙的校长一定是为了离间太明和久子，才把她调到别处去工作的，久子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她如果知道，不知将作什么打算？太明恨不得立刻把久子此时的心情弄个水落石出。

太明走过久子教室的窗前时，隔窗望见她正失神地站在桌前，心头不禁怦怦地跳起来，他立刻停了脚步。久子在桌前收拾好行装，默默地像在想心事，太明突然鼓足勇气，冲进她的教室里。

“胡先生！我……”久子见了太明，喉间像被堵塞住似地说不出话来，这种神情，已可证明她也许早就知道校长的意思了。

“久子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太明说到这里，胸间感到窒息般地难受，以下的话竟无法继续说下去；但他转念之间，立刻一口气接着说：

“久子小姐！我有话要和你商量，今天晚上你能抽出一点时间来跟我谈谈吗？”

久子听了这话，突然吃了一惊，依旧背着太明，用低微而感伤的语调应了一声：“噢。”表示她已经答应了。

“天啊！她到底还是……”太明见久子已经明白自己的意思，内心感激万分，不禁暗暗地在心中叫喊起来。

当晚，太明草草地用过晚膳，趁着天刚黑便走出宿舍，迳向与久子约会的地方走去。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四周已经全黑了，但太明很快地从树荫间发现隐藏着的久子，他感动地走进她的身边，只说了这样两句话：

“久子小姐！你来得真好，我真感谢你……”

二人默默地向寂静无人的地方走去，太明一句话也不说，身后的久子也低着头，默默地跟着他，但彼此的胸间，却互相交流着沸腾的热血。突然，太明被一种莫名可状的热情所冲动，蓦地停了脚步转过身来，几乎与黑暗中闪著白光的久子的面孔相接触了。二人的距离近得可以清楚地看见久子喘息着的嘴唇，以及嗅到她身上芳馨的气息。

“啊！这美丽的樱唇……”太明的头脑几乎昏眩了。

这时，太明如果勇敢一点，在这样接近的距离中，无疑地可以攫取她那喘息着的樱唇的，可是，太明却怀疑那恐怕是自己永远无福消受的禁果，他这样想着，内心极为不安，他失望地对久子说：“久子小姐！你……你对我的看法怎么样？”

经过片刻的沉默──但那时间却像无限地久长，太明抑制住怦怦跳动的心，只听见久子断断续续地，但很清晰地说：

“我很高兴，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跟你……是不同的……”

什么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她当然是指彼此民族之间的不同而言的。

“天哪！”太明的心里狂吼了一声，脚下的地壳像要崩溃似的，这是多么痛苦而绝望的裁判啊！

现在，久子和太明之间的距离，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了。

. 【青春的恸哭】

大地已经进入严冬的季节，太明的心灵也随着枯萎飘零了。

矜持的久子，虽然没有明显地表示拒绝太明，但她终于离他而去。

“天哪！自你去后，天地间的一切显得多么空虚啊！”太明几乎每天过着这种饮泣的日子。

天地间已呈现着一片凄凉萧索的景象，未来的时日也显得异常黯澹无光。太明每天在郊外踯躅徘徊，内心的忧郁，使他未尝片刻安宁。

太明沿着埤圳走去，芒穗被风吹动，掀起白浪似的动律，一阵阵地传过去，一直传到很远很远；屏风般整齐的相思树上，疏疏落落地停着几只白鹭，这是多么萧索落寞的景象啊！但是，农民们却丝毫没有觉察太明此时的心情，只顾一心一意地在赶着季节性的工作；他们有的挥动锄头，有的赶着水牛，牧童们把锄出来的泥土堆积起来，作成炭窑般的炉灶，灶口冒着赤色的烟火，那颜色会使人引起无限的感伤。

但是，太明这时似乎隐隐约约地发现一个使他青年的心灵从忧伤的深渊中渐渐地解脱出来的征兆。

“我应该忘却一切痛苦，守住现在的岗位呢？还是应该回到故乡去？……”他正为这些问题所烦恼的时候，他的心灵中突然获得一个光明的启示︰“留学，是的，忘记过去的一切，到日本去留学，打开自己新的扉页……”他想到这里，眼前顿觉豁然开朗起来。

. 【远涉重洋】

大厅里红烛高烧，发出融融的火光。爷爷穿着礼服，拖着长长的辫子，恭恭敬敬地在桌旁焚起檀香。鸦片桶、阿三、阿四以及所以其他的亲人，都集中在大厅准备为太明的壮行饯别。院子里燃着金银纸箔，爆竹声震耳欲聋。因为到日本去留学，在这村子里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所以人人显得特别忙乱。

大家照例随意戏谑调笑。

“以后太明回来就是县长了。”鸦片桶指着插在棋石上的旗竿说：“要是从前的话，那儿还得添上一根旗竿呐！”（科举时代考中举人的标帜）

“当县长还不如当警察科长好。”阿三说。

“当警察科长还不如当警佐，”阿四说：“警佐可以升分室主任！”

大家都兴高采烈地任意说笑，在这种热闹狂欢的环境中，只有太明的心境是寂寞的。

散席以后，哥哥志刚和阿三、阿四等代表众人送太明到车站，不久，列车离开了寂静的车站。

太明从车窗中眺望着向后飞驰而去的故乡风物，似乎觉得自己已从过去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正向着未来的命运迈进，眼前这一线光明的启示，才是唯一拯救他的康庄大道；他那青年的心灵中，交织着惜别过去的甜蜜和忧伤，以及期待未来的不安等复杂的情绪。

那天，基隆是个罕有的晴朗天气，似乎也在庆祝太明的壮行。太明在基隆下车以后，便从混杂的月台人丛中挤出来，他刚走到车站出口处，突然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不禁“啊！”地吃了一惊，那人意料之外的竟是瑞娥。

“啊！是你！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你要走了，”瑞娥微笑着对吃惊的太明说：“我早就知道了，你真了不起！”

她依然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

太明对于瑞娥出其不意地来送行，感到异常欣喜，他从没有觉得瑞娥像现在这样可爱过。

离轮船启碇的时间还有两点多钟，二人沿着海水浴场慢慢地走着，太明那天话特别多，一直谈着留学以后的抱负，瑞娥恍恍惚惚地听得很入神。瑞娥的样子并不像一个女教员，她穿著白竹纱，桃色水波浪的内衣，透着淡红色，裙是茶色的折裙，她那分外清秀的倩影，在这现代化的海水浴场明快景色中，显得非常调和与爽朗。今天她听说太明要走了，所以特地向学校请了假，到基隆来为他送行的。

临别的时候，她拿出一个丝线编成的小钱袋和一个挂裱袋对太明说：

“这些不成样子的东西，留着做纪念吧……”

虽然只是两件小礼物，却蕴藏着无限的深情，那钱袋中还装着一张关帝庙的护身符，充分地显示女性的周到和温顺。太明似乎突然发觉瑞娥的双眸闪着明亮的光辉，那是他从未见过的深切的热情，他对于这偷偷地从远方来向自己表示好感的女生，内心觉得非常感激和温暖，并且深悔自己以前太漠视她的这份情意。

时间快到了，二人走到码头一同上了船，甲板上挤满乘客和送行的人。别离的时间渐渐地迫近，太明和瑞娥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那里说起？不久，开船的锣声响了，瑞娥夹杂在纷纷下船的送行人群中走下船梯，太明从甲板上向下望，夹杂在码头人丛中的瑞娥，显示分外地纤小和可怜。接着，船缆解开了，船身慢慢地离开岸边，岸上的人群逐渐向远方退去，失望地挥舞着手帕的瑞娥倩影，也跟着渐渐地模糊了……。

“再会吧！瑞娥！再会吧！故乡……”

太明带着满怀愁绪，一直伫立在甲板上。不久轮船逐渐加足速力，翻著白色泡沫的海浪，滚滚地向后方奔流，船身逐渐向遥远的彼岸──日本──驶去。

第二篇

. 【留学生涯】

东京给予太明的印象，是嘈杂、忙乱、人多、车辆也多。电车和汽车发出恐怖的音响，不断地往返穿梭，一切都显得异常忙乱。在人行道上步行，一不留神，就会和别人撞个满怀，人人都很紧张。这在悠闲的台湾农村出生的太明看来，他们与其说是在街上步行，毋宁说是在赛跑。他想：东京这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忙人？

到东京来以前，他曾到京都去拜访一位朋友，对于这个古都，立刻发生极佳的印象，那里的居民、街道、景物，一切都显得静谧和安定，而且都有良好的品格。那里有悠久的历史，以及经过漫长岁月孕育出来的高度文化。所接触的人物都非常和蔼可亲，甚至食堂侍者、旅馆下女、公共汽车女车掌、百货店女店员……，都极有教养；尤其青年女性那种优美的气质，给予太明很新鲜的印象，太明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土，和一群可爱的人民。

东京不像京都那样静谧，是一个容易使人神经疲劳的都市。不过，那儿的人们却很温文。太明在任何地方向人问路，他们都热心地、不厌其烦地告诉他，而且他们说话的口气，也决不像台湾的日人那样粗鲁。连警官看来也很和气。太明虽然是个生客，但却很顺利地寻到他的目的地──师范学校同学蓝某的宿舍。蓝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为了一点细故和教师发生争执，中途被校方退学，他就借此机会到日本去留学，进了明治大学法学院，他自己私下打算，将来要立志当律师或做大官。

太明从师范学校的时期开始，就时常和蓝辩论，二人的人生观和思想虽然不同，却由于这种“敌对意识”而结为好友。蓝的性格偏激，所以他的议论动辄趋向极端；太明则比较采取中庸之道，因此二人总是不断地争论。不过，有时他们的见解也有相同的地方，只是各人所采取的路线和方法不同而已。

太明一到东京，便独自到蓝的宿舍里去看他，刚巧蓝在宿舍里没有出去。虽然二人别后几乎没有通过信，但相见之下，依然像昨日刚分别似地，显得非常亲热。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那就是由于蓝多过了几年留学生活，已经俨然有些长者的风度了。

“太明！”

蓝对太明说：“无论怎么说，台湾总是乡村，你的思想在这儿是不合适的，希望你从头学起！”

这话的意思原是很好的，谁知他又接着压低声音劝告太明说：

“你在这儿最好不要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台湾人的日本话很像九州的口音，你就说自己是福冈或熊本地方的人好了。”

这几句不中听的话，使太明觉得很不愉快，他最讨厌这种自卑感。太明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在宿舍下女端进晚餐来的时候，越发高涨起来。那是因为蓝以朋友的身份替太明介绍那下女以后，下女问起太明是什么地方人，蓝竟抢先回答说：

“跟我一样，是福冈县。”

太明因蓝当面撒谎，而且那是与自身有关的事，因此更使他厌恶。由于羞耻和屈辱，他的两颊顿时胀得通红，恨不得当场说明真相。但为蓝的立场着想，他又不能这样做。那下女若无其事地坐在旁边服侍他们吃饭，太明却不愿意和她说话，只是默默地顾自吃饭，他意识到自己和蓝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鸿沟。

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蓝仍是一个热心的友人。他的宿舍里并没有空位，但他依然要太明在没有找到住处以前，暂时和他住在一起，一面再去找房子。照说太明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想自己和蓝住在一起，跟着他说谎，不如自己另外找房子住下来，从头开始堂堂正正地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好得多。

当晚，太明心神舒畅地给爷爷写了一封报告平安到达的信，写完以后，他又想给调差以后消息阻断的内藤久子写一封信，但接着他想起久子给他所吃的苦头，终于没有提笔。

“如今久子对于自己，恐怕已完全断绝关系而视同路人了，给她写信还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置之不理自然得多……”经过这样自问自答以后，太明终于决定不给她写信。接着，他又想起瑞娥的事，照现在的情形看起来，瑞娥对他所表示的善意，的确使他非常感动的，但他也没有给瑞娥去信。他想：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忘却过去的一切，专心一意地求学。

当夜，他和蓝抵足而眠，太明虽然私下觉得自己与蓝之间已产生了隔阂，但因久别重逢，二人依然畅叙离情，几乎整夜不曾入眠。未几，天就朦胧地亮了。

从第二天起，蓝也帮着太明找房子，幸而第三天便找到了──那是一个陆军军官遗孀的房子，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正在上学的儿子，环境相当安静舒适，太明立刻签了租约，当天就搬进去了。从那天起，他便不再隐瞒自己是台湾人，房东的家人对于这事也毫不在意，而且并不把他当作外人。

太明在那家住定以后，便开始准备功课，并且进了补习学校，准备投考台湾留学生甚少投考的物理学校。房东的家人并不妨碍他做功课，除了蓝偶尔来谈谈以外，并没有什么客人来访他，因此那环境对于做功课是极其适宜的。房东的女儿鹤子，对太明的起居照顾得很周到，这使太明的生活，像在沙漠中发现绿洲似地获得一些滋润。

星期假日，太明因功课做得太疲倦了，早晨总是睡得很迟，楼下传来鹤子弹琴的声音，那是一种静穆典雅的旋律，就像她的贤淑和美丽一样。太明凝神地谛听着，不觉又想起内藤久子她们的往事，他和久子那些忧伤的回忆，使他好像触着旧创伤似地感到痛苦。于是，他又转而想起比内藤久子更美丽、更富于教养的房东女儿，渴望能从她的身上获得一些慰藉，想到这里，他又自言自语地说：

“绝不再想女人的事，只有专心求学才能克服一切问题！”

蓝有时来看他，总是用激烈的语调争论各种问题。他带了一本学生杂志《台湾青年》给太明，劝他加入他们的组织。蓝走后，太明独自翻开那本杂志看看，内容都是些极富政治色彩的文章，很容易使血气方刚的青年读者激起愤慨、昂扬的情绪，太明却觉得自己不能跟着他们走。他很明白台湾青年已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但他自己至少还有一个求学的目的。如果所有的青年都投身政治而不从事学问，台湾的学术园地无疑地将会荒芜，正如曾导师所说：“青年的事业不仅是政治一途，此外还有艺术、哲学、科学，以及实业等各种事业在等待他们，而且每种事业都是极有意义的。”这样说来，自己大可不必为政治的骚扰所苦恼，而毅然走上研究科学的康庄大道，这是太明的论点；但他却不能心安理得地达到这种目的。就像蓝某次提出的偏激的反对论调一样：“如果台湾青年做任何事业的先决条件，必需先解脱他们自身的政治束縳，那么台湾青年所能走的路，也就只有政治一途了。”太明由于思绪紊乱，竟像走入茫茫迷途似地，分辨不出那一条才是正确的途径。不过，他对于蓝坚决邀他加入组织，始终以准备考试为借口，并没有答应下来。

流光似水，太明终于考取了物理学校，他是台湾人中唯一考取物理学校的学生。入学的那天晚上，蓝带了一个姓詹的朋友来向太明祝贺。那些政治运动的信徒们，竟连这个机会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发表了许多议论，要拉太明加入他们的组织。蓝带来的那个姓詹的朋友，是个眼光锐利观察力很强的政论家，他甚至引用汉代因欲削弱王侯势力而实施推恩制度的先例，指摘“日台共学制度”的矛盾；共学制度，也是在“一视同仁”的美名下，做成差别的。例如皇民化也不够啦、家庭日语化不足啦，或用其他种种的理由把台湾人子弟的入学数作限制。这是扼杀人材的制度。接着又痛述台湾制糖事业的“地域限制政策”，实不啻抑制当地土著的资本。（当时台湾为保护制糖事业，实行所谓“地域限制政策”，即甲地所产的甘蔗，不能运销于乙地。）这种政策阻止了自由竞争，以致价格仅由单方决定。嘉南大圳方面因实施“三年轮作制”，致使投资于土地的台湾人陷于绝境……。

缺乏经济常识的太明，对于詹所说的话虽不能完全理解，但总觉得其间似乎也有矛盾的地方。那种政策虽然不合理，但他认为目下是无法可想的。

“不过，对于我说起来，还是以学问为最重要。”这是太明唯一的遁词。

蓝等见太明犹疑不决，只得怫然而返，二人原是特意来祝贺太明入学的，结果反而弄得不欢而散。

太明怀着空虚的心情，一骨碌躺在地席上，心理一直考虑着自己与蓝等之间那条无法弥补的鸿沟。但他觉得自己和豪情奔放的他们比起来，似乎过于贪图安逸，因此在他的心灵深处，难免对自己发生一种厌恶之感。

. 【异国之花】

对于太明说起来，又是一个新的季节开始了──那就是求学的季节。他每天的生活极有规律，所以心身非常愉快。从学校里回来以后，便把早晨出门时未加整理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房内经常飘浮着鲜花的清香，宛如善体人意的鹤子，陪伴在他身边和他谈笑一般。

太明的生活渐渐地充实了，而且充满着希望，这对于他的求学是很有裨益的。鹤子使他的生活中带来了兴奋和滋润，但他始终没有作进一步的幻想，只要鹤子永远像他房内的一朵鲜花，在不知不觉间使他的生活增加光彩，他就很满足了。

这家的女主人──鹤子的母亲──是个体贴而明事理的妇人，她见太明整日埋头用功，便对他说：

“胡先生！你这样整天用功对身体是不好的，有时候也要出去散散步才行啊！”

而且，她还要鹤子陪他去散步，她这种开明的思想，使在旧礼教的环境中成长的太明非常吃惊，他虽然很感激女主人的美意，但却没有勇气和鹤子一起去散步。

秋季中的某日，母女俩邀太明三人同到奥多摩去看红叶，太明终于无法推托了。那天的印象使他永远不能忘怀：满山遍野争妍斗艳的红叶，对于生长在四季常夏的台湾的太明，真像是百花怒放，而且游伴又是那么美丽。

“日本的秋天多么美丽啊！”太明如醉如痴地想道。

他虽然没有和鹤子说过什么求爱的话，但那满山殷红似火的红叶，和伫立在红光反映中的美人倩影，却已在太明的心幕上，留下一个不可泯灭的印象了。

那天的印象还留在眼前，但转瞬间时序又进入灰暗的冬令。有一天，太明课后到公园去散步，突然和蓝不期而遇，二人从上次不欢而散以后，到现在还没有见过面。但蓝仍是落落大方地走到太明的身边：

“怎么样？还做书呆子吗？”蓝用手挽着太明的肩膀说：“好久不见了，一块儿去喝杯茶好吗？”

他把太明带到附近的一家茶店里，不用说，一提起又是“学生杂志”的事，他说因为资金无法筹措，情形非常困难。

“对了，”蓝突然想起来说：“今天我带你到一个好玩的地方去看看好吗？”

他把太明带到中国同学会主办的演讲会中，太明起先有些踌躇，但为了不愿拂逆久别重逢的蓝的盛意，而且多少也为了好奇心所驱，所以就随了蓝的意思一起去了。

演讲会还没有开始，但会场里已聚集了许多听众，到处三五成群地在高谈阔论，他们说的都是北平话，而且这些说北平话的青年，都不谋而合地把长发梳得亮亮地，皮鞋也擦得一尘不染，光可鉴人；他们都是高高的个子，面色稍带苍白，看起来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

蓝走进一堆人群里，毫不在意地用北平话和他们招呼，他们也立刻向蓝招呼。太明觉得不和他们招呼不大好，但他的北平话却没有十分把握，仓促之间竟漏出说惯了的台湾话来，于是，其中有一个学生说：

“你是客家（广东）人吗？让我来给你介绍几个同乡吧！”

说着，他拉了五、六个学生来，一一为太明介绍：

“这位是梅县的刘君，这位是广州的邱君，那位是蕉岭的黄君……”

太明也呆头呆脑地和他们招呼，却没有说出自己是台湾人。接着，演讲开始了，几位到日本来访问的中国要人，相继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阐扬三民主义和有关建国的问题，听众情绪异常热烈。太明因为无法完全了解讲辞，似乎并不十分感动；只有演讲完毕以后，主席领导群众高呼“建设新中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似乎还残留在他的耳际。演讲结束以后，接着举行茶话会，学生争先恐后地簇拥到要人们的面前，纷纷递上名片介绍自己，蓝和詹也夹杂在人丛中。后来蓝走到太明的身边，对他说：

“这是好机会，你也去应酬吧！”

“不，我还是算了吧！”

太明说着，不为所动；蓝见太明这种态度，内心颇为不悦。

茶话会进行到相当热烈的时候，列席的要人们先后纷纷离去，但学生们似乎兴犹未尽，大家都不想离开，他们互相倾诉各自未来的抱负，情绪至为热烈。这时，突然有个青年昂然走到太明的身边，对太明自我介绍道：

“我姓陈，广东番禺人，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请多多指教……”

“我叫胡太明，是台湾人。”太明见他这种率直的样子，也和他招呼道：“我在物理学校念书。”

这时，陈的脸色突然大变，先前那种亲密的样子竟一扫而空，顿时露出侮蔑的神态，歪着嘴角说：

“什么？台湾人？哼！”

他不屑再多说一句话，立刻离开太明的身边。

他们二人所谈的事，顿时传遍整个会场，到处见人窃窃私语：

“台湾人？”

“恐怕是间谍吧？”

经过一阵骚乱以后，会场里充满沉寂窒息的空气。太明已无法再待下去，他悄悄地站了起来，像遁逃似地跑出会场，他抑制住难言的愤怒，向行人稀少的寂静路上奔去。

突然，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追上来的是蓝。他猛力地抓住太明的肩膀怒吼道：

“蠢货！日本的离间政策，怂恿台湾人在厦门附近，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惹事生非，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太明一言不发，静静地望着蓝，蓝接着大声骂道：

“竖子！”

“竖子”是范增骂项羽的话，意思是说他不能共谋事业。太明虽然被他骂得很凶，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发怒，他的内心只感到空虚和落寞。他在心里想道：

“这是因为他和我的心目中，有了无法弥补的距离的缘故。”

从那次以后，蓝便不再来看太明，太明也没有去找他，直到太明毕业以后回到台湾，二人始终没有见过面。

. 【重归故国】

太明依在轮船甲板的栏杆上，笼罩在烟雨中的基隆街景，已经呈现在他的眼前，雾一般的蒙蒙细雨的间隙中，偶而可以窥见晴朗的天空。轮船在雨丝风片里缓缓地绕过仙洞防波堤，从外港徐徐地驶进港内，远处的鸡笼山已隐约可见──这是阔别重逢的故国风光。太明望见这故国港口的景物，胸间突然浮起瑞娥和内藤久子的往事，她们虽然都是很久以前的友人，但依然值得怀念。接着，他又想起东京房东家中的鹤子，以及和鹤子、鹤子母亲三人到奥多摩去看红叶，还有和鹤子一同去看樱花的往事……。那些殷红似火的红叶，和散满樱花落英的小径，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追忆。鹤子的影子虽然依旧像红叶和樱花般地鲜艳，可是，那也只像春日的花影，瞬息即逝，仅留下一个不可捉摸的幻象！

太明上陆以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切事物的律动都比东京来得迟缓。

“这就是故国的姿态吗？”

太明走上苦力很多的码头时，内心这样想着，这与其说是怀念，毋宁说是失望。不过当他乘上火车向南部驶去的时候，胸间涌起对久别重逢的故乡恋情，沿途的相思树，像匆匆忙忙地在和他打招呼，当列车渐渐驶入冷落的乡间车站时，太明的乡情也随着高涨到顶点。

胡家欢迎太明的场面，依然相当地热闹。太明随着到车站来迎接的阿三、阿四走进家门时，准备好的爆竹立刻开始鸣放，但那声音却使太明感到异常烦躁。

“还是那么热闹，但自己的还乡果真值得如此吗？”

太明只感到茫然不安，无法和这种环境取得协调。

太明到家以后，便知道家中自爷爷以下大小都很平安，他心里原是这样希望着的，但在未亲眼看见以前，似乎总觉得安心不下，他心里想：“这样就很好了。”

太明走进大厅的时候，爆竹的声音更加猛烈起来，爷爷燃起线香，恭恭敬敬地向祖先报告平安，鸦片桶提高嗓子大声地向众人吹嘘道：

“日本留学生在本乡还是第一次，这是很难得的事。对于留学，有四个困难的问题：第一个困难是必须有成器的子弟；第二个困难是子弟虽然成器，但如果意志不坚，也会半途而废的；第三是父兄要有丰裕的经济环境；第四是父兄有了钱而没有学问，也是无济于事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太明的留学，实在是胡家最大的荣誉，这完全是由于祖先遗训‘教子以经’所得的结果。”

太明听了连耳根都红了，只默默地低着头，左右邻座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在称赞他。

“弄个县长当当也不坏，”阿三得意忘形地擅作主张道：“不过，最好还是先当一任警察科长。”

“不行，不行！”阿四接着争辩道：“还是先当外勤警部好。”

大厅里燃着斤半重的大红烛，烛光灿烂辉煌。太明忙着招待亲友和村人，老太婆们用不胜惊喜的目光望着他，但太明连这些愚不可及的老太婆，也要殷勤地去招待她们，的确是不胜其烦的。这时，村中有些热心人士请来了一个“子弟班”（乐队），他们一面吹奏台湾音乐，一面从门外走进来，爆竹的声音放得震天价响，院子里的客人都站起来朝他们看。“子弟班”奏著「刘新娘”、“九连环”等乐曲，会场里更显得热闹异常；这时，胡琴突然奏起优美的山歌，全场顿时寂静下来，村长徐新伯忽然心血来潮，要“子弟班”弹奏古调“采茶”，男女老幼都听得津津有味。但四壁窗外的那些少女们，与其说是来听“子弟班”的音乐，毋宁说是来偷窥太明的丰采。原定五时左右开席的酒筵，延至六点多才入席。酒酣耳热以后，大家对“子弟班”的兴致也渐渐地淡泊了。阿四开始唱山歌，阿三吹着口哨为他伴奏，都是些俗不可耐的靡靡之音。喜欢猜拳的伙伴们，这时开始猜起台湾拳来，太明的同学也不甘示弱，立刻跟着猜日本拳，他们的样子使周围的乡巴佬惊奇不已，连老太婆们也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们。太明的父母、哥哥都很兴奋，胡文卿说他生平有三大愿望，那就是：爷爷的七秩寿庆、太明的毕业喜庆和结婚大典，现在已经有两个愿望如愿以偿了，因此内心异常欣慰。

当夜太明因酬酢疲劳，和到家以后内心的安逸，竟把一切忘记得干干净净，睡得非常舒适。

. 【无可救药的人群】

第二天，太明开始拜托知友向各方求职，但他走了几处以后，才知道求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只得逐渐把希望降低，甚至连中学教员的位置，他也非常留意，但结果还是一事无成。如今不要说他已无意回到国民学校去当教员，纵使他有这种意思，在目下国民学校启用师范毕业生淘汰老教员的情况下，求职也是非常困难的。连台湾人的高等师范毕业生，有的竟也屈居于预备导师的地位。至于银行和公司方面，都正在整顿人事，当然也不会添用新人的。为求职而奔走的太明，已逐渐陷入苦闷、绝望的深渊。因此亲友们对他所寄予的期望，也渐渐变为失望，其中有些人在路上遇见他时，甚至故意揶揄地问他什么时候做大官？年轻的太明对于周围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使他痛苦不堪，他宛如堕入陷阱中似地，感到绝望和不安。

某日下午，在日本分别以后的蓝和詹突然来访他，他们分别时虽然有些不愉快，但见面时依然相当亲密。蓝和詹的脸上虽然隐隐地露着疲于政治运动的焦躁神色，但他们对于环境斗争的青年朝气，依然相当蓬勃。经过一番寒暄之后，詹劈头带嘲笑的口吻打趣道：

“老胡！你的迷梦醒了没有？你一脑门子的中庸之道，可是你却不知道中庸之道会叫人卑屈到什么程度？现在你该是明白的时候了！”

“怎么样？事情找得够累了吧？”蓝接着挖苦道：“如果你怀着美丽的幻梦回来，那就够可怜了。他们表面上当然不得不挂着启用人材的招牌，那些招牌上有名字的人才是幸运儿，可是这种幸运儿全省能有几个？而且这些人也不是全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啊！不信你去问问那些当县长、科长的人看！”

蓝这样把内幕情形一一加以说明，暗中希望太明断了求职的念头，加入他们的阵容，但太明无论如何不赞成蓝的看法。二人见他态度坚决，心里虽然颇表不满，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责骂他，只说：“你好好儿地考虑考虑吧！”

说毕就回去了。

不料第二天，竟有一个主管警员来访问太明，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蓝和詹已成了警方注目的人物，他们为探究各种动静，所以来向太明问话，太明唯唯否否地应付了一阵，便把警员打发走了。但他心里凭空添了一件麻烦，精神上非常痛苦。于是，他忽然想起和爷爷去谈谈──他每当心情沉重的时候，爷爷的话对他就是一种慰藉。

爷爷很明白太明的委屈，他举了许多前人的例子，说明宦途的种种困难来安慰他。他说从前人候差，至少要候上三、四年，但现在社会人事繁杂，当然不像从前那样地悠闲。爷爷的话对于太明焦躁的心情，不可思议地竟起了一些镇静作用。

太明依然没有找到职业。此外胡家又发生了另一件不愉快的事：那就是鸦片桶的儿子志达，突然被停了预备员的职务回乡来了。这件事对于喜欢饶舌的村人，正是一个嘲笑的好材料。不久，村子里便传出一种流言说，胡家的帽子又少了一顶（免职）了。

有一天，太明在村子里经过，突然听见在埤圳树荫下洗衣服的妇女这样的一段谈话，一个说：

“现在他免了职就不怕他了，以后别说是酒，就连水也不给他喝了。”

“志达应该管我妈叫婶婶，”另一个说：“有一次我妈见他来了，腰里挂着一把剑，她高高兴兴地跟他打招呼，谁知他连理都不理。”

太明听了这番话，宛如看见人们对权势的反抗，以及官吏一旦失势后的那副可怜相，他顿时像遁逃似地离开那地方。

志达自从解职以后，整天躲在家里，连爷爷那里也没有好好地去请过一次安。但过了二、三星期以后，他又撇下家属出外流浪，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可是不久，新年到了，志达突然又在胡氏族人的面前出现，他穿着簇新的西装，看样子好像很得意，据说是在一个律师那里当翻译。当时的人对于律师敬畏如神，因此律师的翻译当然也同样受人尊敬。志达对于那些正聚集在胡家大厅中的族人，对他们得意洋洋地讲述法院判决案件的情形，那些知识浅陋的乡下人，个个听得十分佩服。于是志达更得意忘形地提出自己的新计划，他先把族人中的几个主脑人物请到自己家中，然后提出一个新奇的方案：主张把一向合并在一起的胡家祖传的祭祀公产分开管理。他认为祭祀公产由一人管理，容易发生弊端，而且经费负担也太大，如果分开管理，多数人一定比较容易办得好。这提案对于经济困难的族人，不啻是飞来喜讯，因此立刻获得大家的同意，每人都自动地拿出十块钱给志达做费用，而且还再三地拜托他。

一星期以后，爷爷接到志达的一封信──那竟是胡氏族中的那些主脑人物连署的祭祀公产分配请愿书。胡氏祭祀公产的管理人是爷爷，但那只是一个名义而已，实际管理工作是由胡文卿负责的。胡文卿看了那请愿书以后，气得面色铁青。

“完了！完了！”他大骂道：“这世界简直什么都完了！”

但他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一时也弄得手足无措，只得去和太明商议，想凭太明那点新知识，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太明也是缺乏法律知识的，但他凭常识判断，认为祭祀公产是族人的公共财产，似乎不宜不顾众人的反对而强行的管理，他这种答覆，显然不能使父亲满意的。胡文卿认为把祭祀公产分开，就是冒渎祖先，对于胡家的盛衰和名誉都有很大的关系。但太明却主张不应只注重公产的形式化，并且认为只有专重形式不重精神，才是对祖先的不孝。父子二人的这场争论，无异是形式论与本质论的论战。因为二人的主张得不到结论，最后只得征求爷爷的意见。不料爷爷对这问题竟意外地淡漠，他认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由于对管理人的不满所引起的，这表示管理人的德行浅薄，只有爽爽快快地让给别人才是。结果是遵照爷爷的意旨，由太明召集族中那些主脑人物举行会议，各房代表共计十四人，爷爷是族长，那些参加的代表都是他的子侄。

会议开始时，爷爷用沉痛的语调徐徐地对大家说：

“先公到台湾以后，尝尽千辛万苦，才奠定家庭的基础；再经义公进一步的奋斗，总算给我们胡家留下一笔巨额的遗产。我们子孙不肖，不能承继先人的遗志，只知坐享先人的遗产，实在是我们胡家的不幸，真是愧对祖先！现在所剩下的一些少数公产由本人管理，由于本人德行浅薄，使大家增加许多麻烦，很觉得过意不去……”说到这里便停住了。

老人的这些话，竟打动了那些气愤的代表的心，满座一片沉寂，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其中有些人因受良心的谴责，已经在后悔不该上志达的当。

“说什么公产不公产，”鸦片桶突然站起来，打破沉寂的空气，对公产分配提出异议道：“总共也不过剩下三十多石了，这仅有的三十多石公产，对祖先的巨额遗产说起来，已经是够惭愧的了，我真不明白那想分配这三十多石公产的人，究竟是什么居心？纵使分配的话，一房也不过分到七、八石，每人才分到一、二石，这有什么意思呢？”

他并不知道提出分配案的主谋，竟是他自己的儿子志达，这一番话，说得代表们个个都幡然悔悟。

“我们并不一定要分配，”太明的堂兄志勇说明真相道：“也没有说爷爷管理得不好，现在我不得不声明：这件事完全是志达煽动的。”

“志达！你这畜生！”鸦片桶听了这意外的话，不觉大吃一惊，他恼羞成怒地说：“我要你自己去想个明白！”

他满脸杀气，拖着儿子回家去拷问了。

但是，这件事结果还是狡猾的志达获得胜利。诡计多端的他，绝不会因为鸦片桶的申斥而罢休的。相反地，他以法律知识作利器，强迫那些连署的代表们承认如果违约必须缴纳五百元罚金，代表们一个个为这种威胁所屈服，终于不得不同意分配公产；甚至连曾经竭力反对的鸦片桶，为了分配以后自己可以到手三石五斗的公产，想到那些田地变卖出去以后，便可以安安逸逸地躺着吸一、二年鸦片了。想到这里，不觉垂涎三尺，竟也完全改变初衷，公产分配的问题，就这样付诸实施了。

不久，胡家为此事举行了一次祭祀仪式，公产虽已逐年减少，如今甚至可说只留下一个空名义，但这份经过悠久岁月与历代祖先共同传下来的公产，眼见就要废弃于一旦，各人的心目中，也难免产生沉痛的感情。

各代表排列在爷爷的身后，恭恭敬敬地在祭坛前焚起檀香。爷爷更在祖先前面为自己的无德请罪，那种沉痛的语调，座中无人不为所动，大家都觉得十分感伤！仪式完毕，众人散出的时候，爷爷因悲伤过度，几至无法举步，由众人搀扶着才走出大厅。鸦片桶见爷爷如此悲痛，不禁埋怨自己的儿子说：

“都是志达这畜生出的好主意！”

可是，这群善良的族人，对于志达的阴谋竟无可奈何，因此终于酿成这幕大悲剧。

“胡家的人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凭双手挣饭吃了，他们把祖先都打倒了！”

村子里立刻传遍这个消息，大家都为此事惋惜嗟叹不已。

但这并非只是胡家的不幸，这种不幸事件终于渐渐地发展到全村。志达因尝到一些公产分配的甜头，于是又变本加厉。以前在和事佬手中就可以圆满和解的村中纠纷，往往怂恿使其移到法院去处理，当时的保正因此渐渐变得没有什么力量。但志达的势力渐大，遇有诉讼纠纷，这老奸巨滑的律师翻译，和他的主子──律师──的口袋，就随着膨胀起来。

从那次事件以后，爷爷的精神一直不大好，对于别人的邀请也懒得去应酬。爷爷的和善、慈祥，和正确判断事理的那种中庸的精神，胡家的人不问男女老幼，都绝对信赖他的。爷爷的这种转变，使胡家有如蒙上一层阴影，显得非常沉寂。冷静地从大势上去观察，公产的分配给予爷爷精神上的刺激确是很深的。不久以后，爷爷为了一点小感冒，竟至一病不起，他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病势日益沉重，不久便结束了他那凄寂的人生；但他在弥留的瞬间，始终还保持着温暖，豁达的心境。

爷爷一死，太明的心灵就像被挖掘了一个窟窿似地，感到无限地空虚。

. 【庶子】

爷爷的丧期快要满服了，但太明依然没有找到职业；不但如此，他的身边又发生种种烦琐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分家问题。太明对于分家和承继财产这些事，一向不大关心，纵使有财产可以承继，他也愿意毫不吝啬地捐献给公益事业。可是，母亲阿茶却极端反对这种想法，她一见太明，就对他解释财产如何重要，并且竭力主张在父亲的姨太太阿玉未生育更多的子女以前分家。阿玉也希望趁胡文卿还健在的时候，把一切问题作个具体解决，还有哥哥志刚和阿三、阿四他们，也都主张早些分家。爷爷死后，胡文卿突然显得非常苍老，大家心里更觉得不安。

对于分家问题，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最使太明放心不下的，就是父亲姨太太阿玉的立场，万一父亲一死，阿玉便孤立无援了。阿玉所担心的，是胡文卿的长子志刚挥霍成性，全部财产不知已被他糟蹋到什么程度？她是个姨太太，她所生的儿子是庶子，无权与别人争论，将来她除了抱着两个儿子沦落街头以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生路了。她因觉得自己的前途太可怕，所以希望趁胡文卿还健在的时候，把一切问题作个决定，这也是人情之常。

太明对于阿玉这种不幸的立场，寄予无限的同情，她因单独和众人对抗，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准备对付她。阿玉悲痛的叙述，使太明异常感动，她的眼泪虽然很愚蠢的，但那却是从求生者诚摰的心坎中流露出来的。太明和她相形之下，未免太偏重于理论，仅具形式而缺乏血肉的理论，对于求生者是毫无助益的。他巴不得早些从这些烦琐的问题中解脱出来，至于分家问题，他一切愿意听从父母的意旨。

分家的时期终于到了。志刚因太明曾经支用学费，要求增加长孙田，但母亲却坚决不答应，鸦片桶和阿三、阿四他们，每天晚上讨论这些问题。大约经过半个月的奔走，分家问题总算有了眉目：计长孙田一百石、父母养老田各五十石，其余财产分为三份，阿玉的儿子因系庶子，二人合得一份。太明虽然反对这种歧视庶子的办法，但却爱莫能助，他似乎还没有把自己应得的财产割爱相让的那种积极的同情心。

分家的吉日，母亲和阿玉的娘家以及堂兄的家中，都送了厨房的用具来，因为胡家从此分为三个新世代，所以许多亲戚和村人都赶来道贺。当日决定父亲和阿玉住在后堂，哥哥志刚住在前厅左侧一栋，太明住在右侧一栋。志刚对于母亲的养老田，曾经想尽办法企图占为已有，但母亲坚决不答应，因此母亲决定和妹妹、太明住在一起。母子三人共住一处，显得分外地亲密，太明又像恢复了昔日在日本时的那种舒畅心情。

纠缠不清的分家问题获得解决以后，太明才松了一口气，从此排除一切烦恼，多数时日都埋头在书房里。

有一天，他在散步时顺便走进村子里的一家茶店中，那茶店建筑在路边，和辽阔的田圃毗连在一起。店前种着几株苦楝树，几个农夫和青年人正躺在树下的竹椅上休息。他们一见太明，都站起来叫他“新头家”（地主），以前人家都称他“先生”或“太明君”的，从来没有人称过他“头家”，他对于这种新尊号，感到相当厌恶。那茶店里卖的是二分钱一杯的“仙草水”，老板娘特意端了一杯来奉敬太明，他本来不想喝，但又不便过拂老板娘的盛意，只得喝了一杯，谁知竟意外地美味。农民们见了都说太明能入乡随俗，太家都很高兴。当时有身份的人是不喝“仙草水”的，太明这种自贬身价的作风，使得大家都觉得他平易近人。

“新头家！”其中一个农民突然向太明说：“你的田畦很多都崩塌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那些田畦当然不是被雨水冲塌的，那农民的口气似乎还含着揶揄的意味。

“不知道。”太明回答道。

“您真是太厚道了，”那农民笑道：“村子里的人都气得要命，你的哥哥虽然不好，但是鸦片桶跟阿三、阿四这帮家伙更坏，不过背后牵线的却是志达。长孙田分一百石根本不合理的，你只要看阿三好了，近来西装笔挺，真是‘沐猴而冠’了，大家都说志刚送了八百块钱的红包给他，你继母也送了五百块钱的红包给他。”他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太明从未听过的话。

太明对于哥哥多分一点财产，并没有什么不服气，他觉得自己依赖财产生活，倒显得自己无能。

他出了茶店走到田畦上，胸间充满难言的苦闷。田间的稻秧经过除草以后，已经长到六、七寸长了，田面上呈现着一片绿油油的颜色。几只在田畦上游憩的小青蛙，被他的脚步声所惊动，“卜通卜通”地跳到田里去。他顿时回忆起幼时和哥哥志刚用竹枝来打小青蛙喂鸭子的往事。那时的哥哥多么活泼和富于侠义之风，而且总是庇护着他的，和现在这种工于心计、自私自利的哥哥相形之下，真是判若二人。他一面凝视着青蛙一只一只地跳入田中，一面想起那些往事。突然一抬头，发现一个穿着一套不大合身的西装的男子，正向他走过来，那是阿三。阿三笑嘻嘻地从他身边走过，不觉使他怔了一下，憎恶与愤慨顿时像浪涛般地侵袭着他，使他感到头晕目眩。阿三似乎曾经和他打过一个招呼，但他却没有听见，阿三走过之后，他内心的愤怒始终不能平息，他这种愤怒并非为了财产的数目，而是为了大半生寄食于胡家的阿三那种卑劣的行为。

. 【友情】

绵绵的春雨停止以后，茶树的嫩叶放出清香，到处可以听见采茶女爽朗的歌声，入晚嫩叶的清香益发浓郁，夜空里飘浮着胡琴的旋律，一切显得异常妩媚。这是充满青春气息的季节。

但是，太明似乎并不关心季节的转变，依然整日守在书房里，对于人生抱着怀疑态度的他，一心想从书本中寻求答案。但是无论孔子、释迦、耶稣基督，以至于康德、黑格尔，谁也不曾给他解答，因此他只得沉浮于意识的世界中，每天度着空虚的日子。有一天，是他几个月来第一次上街，街上的人从他身边经过，都像已把他遗忘了似的，谁也不再对他表示特别地关切，但这样反使他觉得舒适些。

太明最近已经消瘦得多了，衣服也觉得宽大了不少。他从大街上一直踱到市场旁边，街上行人还是很拥挤，太明夹杂在人群中，漫无目标地信步走着。

“老胡！”这时背后忽然有人喊道：“你不是老胡吗？”

太明回头一看，原来是从前国民学校里的老同事黄代教员。

“真是好久不见了！”黄走到太明的身边，握着太明的手，用怀念的目光望着他的脸说：“已经快六、七年了。”

黄的样子完全改变了，他已是俨然一副绅士的派头。二人因夹杂在人丛中说话不方便，便挤出来走进市场转角处的一家面馆里。

“好久不见了，”黄兴奋地说：“我们喝一杯吧！”

二人叫了一个“冬菜鸭”和一个“八宝菜”，几杯酒下肚以后，各人的话也多了，彼此叙述着别后的情形。据黄说：自从太明离开学校以后，不久他也离开了，改营甘蔗农场。黄是颇有社交手腕的，对于实业也很擅长，他的甘蔗农场在制糖公司支持之下，业务蒸蒸日上，目下的情况也很好。二人谈了一会，话题便转到国民学校的往事上去，这是黄改口问太明道：

“那么老胡！你现在怎么样？”

太明老老实实地把近况告诉了他，然后调侃地说：

“老黄，我到你农场里去做事好吗？”

“你到我农场里去做事？难道……你这话是真的吗？你真地愿意来吗？你不是开玩笑吧？”

黄起先有些不相信，但经太明再三说明心意以后，他又郑重地说：

“说实在的，现在农场里还缺乏一位会计，我正为这件事伤脑筋，你肯来帮忙，那真是太好了！”

“那就拜托你了，”太明立刻坚决地说：“就让我来干吧！”

“真的吗？那倒真要谢谢你了！”

说笑话说成了事实，黄非常高兴，紧紧地握着太明的手不放。太明对于他这种丝毫未改变旳友情，感激得几乎流下泪来。他抛开自己过去那点小小的声望，觉得在农场里和农民们一起工作，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想到这里，他那抑郁已久的心情，顿觉豁然开朗起来。

二人因谈得非常相投，不觉多喝了几杯酒，等到临别重约再见的时候，彼此的两腿都有点摇摇幌幌的感觉了。

. 【新生活】

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蔗田，赭红的泥土堆成千百条平行整齐的土畦，一直伸展到远方，其间到处有戴着斗笠的女工，三五成群地在工作；几辆运肥的牛车，发出“格登格登”悠然自得的铃声。蔗田远方盘纡着中央山脉的支脉，和一条水量稀少的河流，它闪烁著白光，一直通向远方那依稀可辨的海洋。

太明自从到农场来工作以后，心身都已恢复了活力。农场的范围只有四十甲左右，会计方面的事务很轻松，每天工作一小时左右便足够了。空下来的时间，太明时常慢条斯理地在农场内散散步，或者和蔗农们逍遥自在地聊聊家常。有时高兴起来，也帮着女工们整理整理蔗田，这些工作，都能使他的心身获得有益的疲倦，因此夜间在农场宿舍里睡得非常甜蜜；他那病态的心境，也渐渐地复原了。

黄整天在外面忙于交际、联络，农场内的事务完全委托给太明。蔗苗下种以后，接着便要除草、中耕、培土，工作没有一点闲暇。太明忙了三、四个月，他那苍白的脸庞，已变得容光焕发，几乎连自己也不认识了。不过，女工因工资过低，每天只有三、四角钱，因此她们的午餐（自己带的饭盒子），只能吃蕃薯签，只有太明一人吃白米饭，这使他感到非常不安。当时的社会极不景气，中学毕业生只能赚二十七、八元的月薪，太明的月薪是四十八元，虽说留了四年学，依旧和国民小学的导师赚同样的月薪，但在黄的农场里，这已算是最高的薪额了。

他时常花些薪水，买些番石榴和柿子等水果，分送给女工们吃，女工们都对他很诚恳，连自己的私事也要和他去商量，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尽量协助他们的。有一天，太明看见一个怀孕快足月的女工──阿新嫂──在蔗田里工作，他劝她去休息，但她因为当天工作忙碌不肯休息，太明无法，只好尽量把轻便的工作分配给她做。

某夜，太明被一阵慌乱的声音从梦中惊醒，两三个女工气吁吁地跑来对他说：

“阿新嫂难……难产要请您借……借一点人参……”

通常产妇出血，须用人参医治的，但太明身边却没有人参。幸亏阿新嫂的家就在附近，太明立刻跑到她家里去，左右邻居的妇女们都来了，屋子里乱嘈嘈地。只听见有人叫道：

“不要让她睡觉，不要让她睡觉！”

房内是不准男人进去的，她的丈夫阿新哥和孩子们都站在门口。太明由竹筋墙的缝隙间向室内窥望，只见那些妇女在产妇的耳边大声地叫唤“阿新嫂”的名字，千方百计把勉强睡去的产妇弄醒。据说妇人难产出血必须服参汤，但这时却到处找不到人参。太明静静地观察她们的行动，他根本不相信那当产婆的妇人所说的什么“睡着就会死”的鬼话，他对于妇女生产的知识固然缺乏，但凭常识判断，认为总应该让她安静地睡眠。不过，他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去请一位医生来。他立刻跑到派出所去打电话，但三更半夜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他无可奈何，只好又跑回来。这时阿新哥在房门口显得非常焦急，孩子们不住地哭着叫：“妈妈！妈妈！”

太明对于这些人的顽固和无知相当气愤，她们丝毫不相信现代的医学，太明去请医生的时候，阿新嫂还痛苦地喘息着嚷道：

“不要请医生！不要请医生！给男人看还不如死了好得多！”

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使医生来了，恐怕也无法下手的，也许产婆反而可能有办法，但产婆对于难产却是无能为力的。何况这些人的头脑中，都认为只有太太们生产才配请产婆，普通农妇生产，只要听其自然产下来就好了，不必什么产婆的。在这种情况下，顺产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遇到难产便一筹莫展了。由于无知和顽固所养成的这种牢不可破的愚蠢习惯，往往使可以不必牺牲的母亲的生命白白地断送了，有时连婴儿的生命也保不住。阿新嫂就是因此而牺牲的不幸者。那张喜气洋洋的产床，倾刻间竟变成了尸榻。

太明愕然不知所措，心里反覆地想着：“多么冤枉！多么不合理！”

这样惋惜着，忽然想起过去的事。有一天，他到阿新嫂家去。太阳已下了山，四周渐渐地黑暗起来，庭前有猪呜呜叫着，蚊虫很多，碰头碰面地飞着。房子里很暗，也没有点灯。胡太明在庭前大声的叫“阿新哥”，但没有人应声。他一直走到正厅前，正想踏进去，忽然看见地下有一堆东西，差一点踩在脚底，他停了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约有五岁左右的小孩子，裸着身体睡在地下。再里面也有两个躺在那里。他在门口更大声叫了“阿新哥”，听见后面有女的声音回答。不久阿新嫂挑着尿桶，手拿着青菜回来了。她看见是太明，便殷勤地打了招呼，非常高兴。赶紧把尿桶丢在庭前，进入里面。

“我的心肝子啊！”

说着，把小孩抱了起来，亲了亲脸，一个一个放到床上去。好久才点了灯，请太明进去。不久，阿新哥也荷着锄头，由田里回来了。夫妇都工作到很晚，尤其是阿新嫂，从农场回来后，在菜圃里浇水施肥，是她的日课，完了后，才准备晚餐。小孩们等累了，就在地上睡。

太明把事情讲完后，急着要回去，可是阿新哥站在门口，展开双手拦着，不让他回去。

“蕃薯签也好，粥也好，请你吃一点再回去。”

阿新哥很诚恳地留他。太明虽不想打扰人，可是太过于好意，只得接受招待。阿新哥赶快叫醒了孩子们起来，帮忙剥花生壳。在不大光亮的油灯下，阿新哥边剥着花生的壳说：

“年老了没有用了，年轻的时候，过于有勇气，不听父老的话，种甘蔗失败了。我本来也有八甲山地，从会社（糖厂）拿了二、三百元，把山地开垦起来。会社太吝啬，补助金还没有眼泪多。每一甲地只补助了四十块钱。算算开垦费就要一百五、六十块钱，但是种的甘蔗，由会社随意定了价格，实在太便宜了。像白白送他一样。在未种蔗之前，会社宣传说，一甲地可收十几万斤，可是我的山地，仅收成四、五万斤。我夫妇拼命的做，也没有办法挽回，结果山地也卖了。那也是运命。一次碰到旱灾受了很大的打击。那个时候连蔗苗钱也没有找回哇。本来耕种，五年之中就有两年天灾，不是旱灾就是台风。像你的头家黄先生，善交际，那样才行的。他承包会社的运输，每年可以赚几千块的额外收入，而且又是甘蔗栽培的奖励委员，从那里又可拿到奖金。我不懂日语，所以完全不行。如果不种蔗，不会这样穷的。那个时候，我也用过十几个工人呀！哈哈……”

他虽是勉强地笑着，心里却是感慨无量。隔壁阿新嫂在准备晚饭。锅铲频频作响，花生的香气飘了过来。

不久，阿新嫂边笑着出来。反反覆覆说没有好菜，不成敬意，好像很不好意思，但又有不胜喜悦的心情。

“胡先生来了，我们会发财了。”

说着摆出菜来。阿新哥把米酒满满的斟在太明的碗里后，将自己的饭碗也斟满了。两人边吃花生边喝酒。太明回想到当时的事，对阿新嫂的死，更加悲痛。

自从这事发生以后，太明深深地感到不仅儿童需要教育，就连这些无知的成人，也同样地需要教育。他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把这些无知的人们，从悲惨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他认为教育不一定要在学校里实施，如今在他身边工作的女工们，也都是教育的对象。

太明已决心从事这件工作，他立刻开始利用午睡的时间，每天对女工们施以速成的教育。他利用树荫作教室，由日语、算术开始，渐渐地教她们一些生理卫生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位青年教师在女工之间相当孚人望，加之他教授得法，使女工们对午睡时间的教育，发生很大的兴趣，因此学业也进步得很快。那些从太明那裹获得知识的女工们，宛如旱魃的沙漠被灌溉了清泉一般。太明站在教育者的立场，内心的喜悦是无法描摩的，他的生活也因此一天天地充实起来。

不过，农场的生活却不容过分乐观。太明因秋季农闲期间，女工们没有到农场里来工作，趁机把农场内部的情形调查了一番，谁知这竟使他大吃一惊。原来他始终相信黄的话，以为农场是赚钱的，不料竟大大地亏损；尤其今年因天气早魃过久，亏损更大。可是黄表面上为什么依然装着不在乎的样子呢？太明心里很奇怪，有一他向黄问起这件事，黄却若无其事地笑笑说：

“这就是所谓事业啊！像当教员那样地一本正经，怎么能在社会上混呢？我已经向制糖公司借了两万多块钱的资金，其他农场的情形也都一样。不过，这事如果给社会上知道了，那就非宣告破产不可了，所以对外只好说自己赚钱。有些农场因为还不出制糖公司的借款，已经宣告破产了。可是制糖公司有的是钱，我们必须想法吃定了它，只要自己生活过得去，子女的教育不成问题就行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

太明听了这番话，才恍然大悟，对于世间的一切，也获得更深一层的认识。在这种惨澹经营的情况下，他深悔自己以前不该多管闲事，主张提高女工的待遇。他把这话告诉黄以后，黄却若无其事地说：

“这倒无所谓，付得出工资的时候，还是要付给她们的。一个收获期，我们又可以赚进几千块钱，那时便可以挽回局面了。比较起来，苦的还是蔗农，他们在增产竞赛和奖励人员甜言蜜语的鼓励下，拼命种植甘蔗，但却毫无保障，最后甚至弄得连生活都不能解决。不过，无论怎么说，再像这样干旱下去就没有办法了。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再去当教员，好吗？”

黄说着，发出满不在乎的爽朗的笑声。

. 【田园风波】

平静的田园，已面临严重的现实。

中秋节前后，城里某思想团体举行演讲会，演讲人员和出席的警官发生一点小争执，会场中充满沉闷不安的空气。太明没有参加那次的演讲会，但过了三、四天，那位农场的常客刘保正（村长），又到农场的办公室里来了。他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乡绅，西装笔挺，安详自得地摇著白纸扇。他对太明说：

“胡先生！怎么样？近来忙吗？上次演讲会你没有去参加吗？”接着他把那次演讲会的情形，以及城里事前事后的动静，详详绝细地说了一遍：“那思想团体要到这儿来开演讲会的前一天晚上，有一个便衣警察来看我，他笑嘻嘻地告诉我：要我注意不许城里的人去欢迎他们。听说那团体到新竹的时候，街上的人曾经放鞭炮表示盛大地欢迎：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种事件，那便衣警察特地事前来关照我，我那一保的保民都很听我的话，那便衣警察知道这种情形，所以才特地来拜托我的。”

太明听了刘保正这一番洋洋得意的叙述，心里很不愉快，因为他那种袖手旁观和明哲保身的态度，已经表露无遗了。据刘保正说：那思想团体的演讲人员之中，詹似乎也在内的，如果蓝也参加的话，太明倒很想去看看他，但蓝以前为了思想问题，似乎已被监禁起来；詹不过是由蓝介绍而认识的朋友，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似可不必特意去看他。他正这样想着，刘保正又接着说：

“在那次演讲会里，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竟大叫大嚷地给他们捧场，那家伙就是矮子皮匠。当时也没有人理他，可是第二天他把鞋担儿搁在路边，到一家面店去吃面的时候，就给逮去了。看情形准得坐牢，照违警法办起来，恐怕要吃上个把月的官司呐！”

太明听他说话的时候，心里对他发生极度的厌恶。

刘保正表面上虽然有几分乡绅气派，但行为却十分卑劣，农场里的女工，背后也有人说他的闲话。他为了想当保正，不惜每天到派出所去奉迎日本人，甚至替日本人的女眷当差打杂。从这种情形看起来，他简直是个人格卑贱丑陃不堪的家伙。他走了以后，太明还恶心了好一阵子。

这样看来，蓝和詹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那种不辞艰险全力以赴的精神，倒颇有些英雄气概；反之，自己的生活方式似乎太无骨气了。自从这事发生以后，太明暂时安定下来的心境，又重新撩起无边的烦恼。不过他仍旧留在农场里帮黄做事，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黄的一个忠实助手。可是秋去冬来，农场的岁月一天天地消失，到了四月的决算期，黄的农场终于遭到极大的困难。在这以前，黄一再向制糖公司贷款，并且大胆地采取扩充农场的“强制政策”，总算勉强支持下来了；不料制糖公司的农务主任突然奉令调差，新任的日本人不肯对黄融通周转资金，终于使他弄得走头无路。他虽然曾经向前任农务主任去疏通，但结果还是无法可想。后来才知道这是公司上峰的决策，农务主任是无以为力的。黄的不动产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社会上也不再承认他是金融界的新人物，不仅如此，从正月到春季结束，黄的农场竟亏损了六千余元。

从正月开始，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总算勉强支持过去了，不料高燥地带的蔗田，因为天气旱魃，每甲仅收获三万五千二百余斤，加之米价下跌，蔗价每百斤仅值四十三元六角，平均每甲亏损一百五十元左右，这样一来，黄对制糖公司的负债，便要增加到二万五千余元了。虽然如此，黄却依旧拟订了下年度的计划，准备再扩充十甲蔗田，并拟定向制糖公司贷款，但现在这种希望已尽成泡影，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太明因不忍眼见黄失败，曾经向他建议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应急，但黄却不愿意他这样做，并且对他说：

“谢谢你，你的友情我是很感激的，但是为我对你的友谊，我却不能接受你的好意。”

无论太明如何规劝，结果黄还是不肯。他虽然曾经经历过世间许多艰险的路程，但却不愿意朋友为他牺牲财产。

“你既然这样坚决推辞，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为了农场复兴，我是愿意协助你的；如果连这点也办不到的话，我只有祝福你今后努力奋斗。”

太明除了这样鼓励黄几句，然后自己脱离农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意这事对太明却是一个转机。

当他离开久居的农场时，女工们都依依地为他惜别，她们一直送他到车站；列车驶出很远很远，她们还在不停地挥舞着手帕。

“这些都是曾经和自己一起工作，同时也是自己曾经教育过的女人……”太明一面依在车窗上和逐渐向后方退去的女工们挥别，一面心里这样感伤地想着。

女工们的身影、车站和农场的村落，不知不觉间都已消失在原野的尽端，留神一看，列车正飞驰在一片木麻黄掀起叶浪的茫茫无际的田野间。远方的海水闪着晶莹的亮光，好像和列车在赛跑。

. 【大陆的呼声】

太明回到久别的家园，在家里住了一段时期，其间曾发生种种变故；最值得惊喜的，是不久以前还像个孩子的妹妹秋云，如今已经订了婚，近来正专心一意地在作结婚的准备。妹婿是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是一个刚从医专毕业出来的新进医师。

另一件是哥哥志刚最近正迷恋着一个艺妓，似乎很少照顾家庭，因此他和嫂嫂之间时常发生勃豁。世间很多男子在分了家、承继了产业、经济获得自由之后，便干起蓄妾或捧妓女的勾当，这是屡见不鲜的事。因此太明对于哥哥的这种转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他认为那是与自身毫无相干的事。为嫂嫂的立场着想，他也很想去劝劝哥哥，但他知道这是多余的。

太明在乡间没有一个谈得来的朋友，闲时整理整理爷爷留下来的书籍，突然发现其中一本书特别引起他的兴趣，随手翻开来看看，不觉心神为之向往，爷爷的心似乎依然活在那些书籍中。其中老庄和陶渊明诗集，是爷爷生前最喜欢读的书，到处都有他批阅过的印迹。太明像被这些书吸引住似地，不知不觉被带进老庄和陶渊明的天地中。

太明的父母和妹妹，都希望他早日成亲，但太明却置若罔闻，只希望在读书的快乐中，逐渐寻回心灵上的温暖。可是，这种宁静的心境，却被某日所发生的一件事搅乱了；那天，母亲在后山发现一批工人正在挖掘胡家的祖坟，她大惊失色，边喊边跑下山来。当她发现这件事的时候，由于崇敬祖先的恐惧心理所驱，曾经上前去阻止，不料那自称监工的暴汉竟破口大骂，并伸手掴了她一掌，阿茶和她抗辩，那暴汉却不懂台湾话，又连连地打了她几掌，阿茶只得哭嚷着跑下山来。

那时，为甘蔗栽培而架设台车（轻便车）轨道工作已推行到太明的村子里来，挖掘坟墓也是为了栽培甘蔗。太明听了母亲的一番话，气愤愤地赶到现场去和他们理论，谁知对方那大汉的态度却十分倔强，对于太明的抗辩，只在鼻子里发出几声冷笑：

“老子硬的是拳头，再走近一步恐怕你就吃不消了！老子不管是谁的土地，你有理到公司里去讲，公司里有三个法律顾问！”接着，他冷冷地说：“老子我叫北野，你记住好了！”

太明生平最痛恨暴力，对方既然要用暴力，当然不能再跟他讲理了，因此他只得忍气吞声地离开那里。当晚，那叫“北野”的大汉的狰狞面目依然出现在太明的眼前，使他迟迟不能安眠。

第二天，太明心里老是惦记着这件事，母亲认为这是飞来的横祸，特意煮了一碗素面和鸡蛋来吃，说是吃了可以消灾的，看样子她已准备息事宁人了。但是受过新时代教育的年轻太明却不把这事看作一场灾难那样地容易淡忘。不过，纵使诉诸法律，根据以前的种种情形看起来，不问理由如何充分，台湾人是绝对不能胜诉的，何况只挨了几下巴掌，又不能构成伤害罪。如果把重点放在挖掘私有土地的问题上，则对方既然拥有许多法律专家，一定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辩的。对于这些问题，太明越想越觉得愤恨难平，母亲虽然没有受伤，但太明的心灵上，却已经受了无法治愈的深刻创伤。

“陶渊明也没有力量治愈这种创伤！”太明扔下书本，这样大叫了一声。

“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太明自小就喜欢这样发问的，现在又把这问题重新思索了几遍，但依然无法在心中找到答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竟把这问题渐渐淡忘了。不过那绝不是真正地淡忘，而只是把它埋葬在记忆的深处，一遇心灵上受到新的创伤，那已经埋葬下去的古老的记忆，便会和新的愤怒同时爆发的，因此，他梦想着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以便让自己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心中竟编织了一个横渡隔海大陆的幻梦。

不久，秋云的婚期近了，家里正忙于准备妆奁。近年虽然提倡节约结婚，但胡家还是遵从长者的意旨，一切依照旧俗办理。在许多妆奁之中，最悦目美观的，要算妹妹最心爱的新式衣橱和三面镜的梳妆台。

到了结婚的吉日，亲戚、朋友及村中的热心人士都来祝贺，那蜿蜒绵漫的妆奁行列，多少能使人唤起一些对旧式家庭的回忆。

保正徐新伯那天穿着簇新的礼服，胸前佩着绅章（日本对台湾人御用绅士授与的一种奖章），他是主客，坐在正厅的首席上；其他重要的贺客，也都坐在正厅的席次上。鸦片桶代表胡家担任招待工作，太明也帮着为客人们劝酒。酒酣耳热以后，徐新伯照例大声大气地发表高论，他说：

“不识时务受人利用的家伙真他妈的混蛋！那些搞什么‘社交’和‘运动’的，其实都是些同路的货色。从前何尝不是一样？不过嘴里说得不相同就是了。总而言之，无非把搞钱的事儿说得漂亮一点而已。从前的人说话干脆，所谓‘有钱有理’，有了钱就可以左右公理；现在那些什么律师啊，还有搞什么‘运动’的啊，说来说去，还不是钱在替人说话？我在十年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我说当老师的价值二千元。”他把话顿了一下，得意地看看大家，然后用手摸摸领下的胡子，接着说：“留学生连个屁都不值。人家不懂我这种前进的思想，反而说我顽固。你们说怎样？现在那些不懂的家伙还是不懂。前次胡先生的太太给人家打了，你倒拿出两千块钱来试试看，那效果包你比十个留学生的头脑（智慧）大得多。杀个把工人要两千块钱运动费，那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呐！五百块就够了。要是我啊，三百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头！”

“像太明兄这样安份守己的人真了不起！”徐新伯乘机接着说：“我有一个亲戚，他在法政大学毕业以后，就被选为名誉乡长，每月只有三、四十块钱的津贴，什么交际费啊，运动费啊，每月都要把自己的父母逼得流眼泪，当了一任名誉乡长，几乎要破产了。但是辞了乡长却连一个委任官都当不到，当雇员面子又不好看，结果名誉乡长也只等于一个‘赐金碗’（中看不中用）。还有一件比这更傻的事，就是那些搞‘思想运动’的人，当初他们演讲、游行，出尽锋头，可是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关在牢里叫苦连天。上次到庙里来演讲的那个姓蓝的跟姓詹的，结果还不是要坐牢？我这个人一向就有先见之明，我该为教育最多只要受到国民小学的程度就够了……。”

徐新伯这一篇像向大众训话似的长篇大论，好容易才宣告结束。酒过数巡以后，大家的兴致也高了，座中顿时热闹起来。但一向爱说话的鸦片桶，近年来因为生活不景气，却很少开口；平时最爱热闹的阿三、阿四两搭挡，也因为境况不佳，已不再在绅士之间哓舌；太明则抑住满肚子的不高兴，只顾自己执行主人的任务。

秋云出阁以后，家里就只剩下太明和母亲二人了，母亲很希望太明早日成亲，但因他本人没有这个意思，也不便去勉强他。母亲有时心里烦闷，便到妹妹家里走走。妹夫是个自己开业的医师，为人圆通伶俐，也时常带妹妹回家来省亲。太明一向认为医生是专靠卖蒸馏水骗钱的，就跟敲诈勒索的税务官吏一样地讨厌，但他和妹夫谈过几次以后，这种观念也就无形中打消了。

“我的对象是病人，不是金钱。”妹夫曾经这样笑着对太明说：“我愿意一生之中救助十万个病人，却不愿意赚十万块钱，不过，救了十万个病人，自然也就可以赚十万块钱了。”

他的话听来虽然有些俏皮，但他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庸医。

妹妹的婚事告一段落之后，太明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又开始把自己闭锁在遐想的樊龙中。他非常向往爷爷那种醉心于陶渊明和老庄的生活意境，他甚至希望一年不再分春夏秋冬，不如让韶光很快地逝去，使他顿时变成一个老年人。因为不如此，从他那青年的体躯中所燃起的希望和理想，便会使他对现时的失业，感到如同承受严重的刑罚。他为了要把自己从这种思想中解脱出来，很想找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但他究竟应该到那里去呢？这连老子玄奥的哲学和孔子的遗教，都不曾给他一点启示，他只有独自岑寂地徘徊在荆棘满道的歧路上摸索。

正月又到了，后山的蜜橘已结成肥满的果实。太明信步走到橘园里去逛逛，突然发现被园丁剪去的老枝上已经抽出新枝，并且已结成金黄色的果实。他正在回忆当时和园丁在这里谈话的情景，想来想去联想到结婚问题，于是自言自语说：

“如果结婚，就会生出小孩来，就是增加和自己同样的人，会被人叫‘狸呀’。这‘狸呀’一代就够了，何必再来呢？”

忽然听见母亲来叫他，说是从前国民学校的同事曾导师来看他。

曾导师在国民学校的时候，曾经抨击过日籍教员的专横暴戾，后来向校方辞职到日本去留学，在帝国大学毕业以后，便听说到中国大陆去了。他说这次因父丧回家，顺便来看看太明。太明面对着这位光荣的友人，内心交织着惊喜、期待和敬仰的情绪。

曾所说的一切，对于太明都非常新鲜。他现在在中国某大学当教授，他的目光相当远大，能观察新时代的动向，在国民学校当教员的时代，就具有引人注目的风度和辩才。如今他更显得老练多了，的确是一位品格崇高的学者。对于一个蛰居于狭隘的天地中从未接触过出色人物的太明，曾的伟大，真令他有高山仰止之感。当曾热心地劝太明到中国大陆去游历时，他的胸间不禁涌起青年人的热血和希望。

曾不久便回大陆去了，过了约莫两个月左右，某日太明忽然接到他自大陆寄来的一封信。太明用颤抖的手指急急地把信拆开来一口气读下去，那是一封太明就职的通知书──曾已经把他推荐到国立模范女子中学去当教员了。

“只有他的友情才是纯真的！”太明怀着无限的信赖与感情，遥忆着大陆上的曾。

到大陆的幻梦终于可以实现了，如今再也没有什么会阻挡他的行止，他必须立刻启程。

“现在是我脱离小天地的时候了！”太明不在心中喊道。

太明要到大陆去做事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村，即将被村人遗忘的他，又从他们的记忆中复活起来。父亲对于这事也很高兴，他说：

“专门学校的教师，比得上从前的进士或翰林，这种荣誉是了不起的。”

对于儿子远游大陆，老人心里虽然难免有些寂寞和不安，但为了儿子的前途，他是不便反对的。

太明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兴奋过，他已在着手准备去大陆的一切事宜。这次出门，他便不打算再回家了，因此他向所有的亲友一一地告别，对于故乡的风物，也不禁发生依依惜别的情怀。

母亲是戒斋奉神的，为了太明的远行，她主张全家到城隍庙去烧香。出发的那天，父亲穿了长礼服，母亲也穿起难得上脚的鞋子；阿玉打扮得花技招展，但究竟已和她的年龄不大相称了。哥哥穿着簇新的西装，嫂嫂穿了那条不大入时的裙子，连妹妹、妹夫一起，一行共计八人。母亲跪在城隍庙中堂的蒲垫上，恭恭敬敬地祈祷太明的事业成功，父亲在供案前高声朗诵祝词，太明也捧着线香，恭恭敬敬向城隍老爷叩头。母亲还替太明求了一根签，竟是“上上大吉”。烧完香，妹夫提议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一行便到一家当时颇有名气的日人照相馆去。摄影场设在二楼，须脱鞋上去的，一家人由太明带头，乱哄哄地跟着他上楼，当母亲走到楼梯中途时，突然听见身后有一个缠着大红腰带的女人，用粗鲁的口气骂道：

“狸呀！你这个家伙！穿了鞋子怎么能上楼呀？”

她狠狠地盯着阿茶的鞋子，阿茶连忙把鞋子脱下来，她对于脱鞋子进门，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太明由于愤慨和羞辱，气得满脸通红，为了自己的疏忽，竟使母亲当众出丑，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对于那妇人的侮辱态度，又觉得相当愤恨。他本来不想再拍照了，但父亲为了讨个彩头，再三要他忍耐，他很明白父亲的苦心，只得忍气吞声地站在众人当中拍了一张。回家的时候，谁也不愿再提起这件事，妹夫为使大家高兴，故意和大家东扯西扯。但太明仍是默默地不发一言。这时，次高山的山顶乌云密布，天气似乎快要下雨了。

太明心里所惦记的是母亲，妹夫知道他的心事，答应替他照料，于是母亲又像以前那样，搬去和妹妹住在一起。父亲因为有阿玉陪伴，而且哥哥也在身边，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即使太明远行，也不致有后顾之忧了。

太明静静地听着父老先辈的训诲，已决心从此自立。为了照相馆的事，他巴不得早一日动身。他立刻到县政府去申请护照，那青年警官对他非常客气，太明起先以为他认错了人，一时弄得不敢招呼，后来经那警官自我介绍，说是太明的学生，他惊异地仔细望望他，才从往昔的记忆中浮现起他学生时代的面影，不禁喜出望外。那学生特地为他介绍县长，县长为人和蔼可亲，听说太明要到大陆去，答应尽先替他办理护照，他对县长的厚意，再三表示感谢。

“到中国大陆去也是很艰苦的。”他辞出的时候，县长对他说：“像你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实还是留在台湾，为本省的文化事业努力来得好。”

太明何尝不也这样想，但他既已下了决心，便不能再反覆了。

太明择定吉日，准备勇敢地踏上向大陆发展的征途。到了启程的那一天，他在大厅里燃起香烛，祈祷祖先保佑他平安。大厅的栋梁上悬挂着一块“贡元”的匾额，匾额上的金字已经有些剥落了，使人对古代的传统，引起景仰的心情。院子里的爆竹放得震天价响，鸦片桶在家族未到以前便先来了，他祝福太明“一代做官，三代富足。”

阿三、阿四也带着寂寞的神色向太明道贺，亲友和村中的热心人士都来送行，太明对于这盛大的欢送会，曾私下许下心愿：

“不成功不重归故土。”不，他根本就不打算再回来了。

爆竹的声音愈来愈响亮，太明静静地从大厅中走出来，并坐在两旁的送行人们，都预祝他做大官。

“太明！”太明走到大门口时，鸦片桶对他说：

“江南有一座胡氏祖庙，那是祖庙中最大的一座，所以财产也特别多，你如果做了大官，一定要到庙里去烧烧香，那你就可以赚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贴膝礼’了！”

父亲满面春风地周旋于送行的人群之中，但母亲却有些岑寂的神色。太明走出大门时，曾经再三回头眺望自己的家园，心里也打算赢得一块“贡元”的匾额回来。

妹妹、妹夫和哥哥一直送他到基隆。基隆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下一阵雨晴一会，晴一会又下一阵雨。他站在码头上眺望着对岸，不禁忆起当年出国留学的时候，那位避着人们独自来为他送行的女性，自从在这里分别以后，便没有和她再见过面，如今她想必很幸福吧？听说她后来下嫁一个相当富有的医生，并且已经绿叶成荫、子满枝了。自己到现在却依旧孑然一身，真不知如何是好？……当时如果和她结了婚，现在也许正在乡间度着幸福满足的日子吧！太明想起当时的种种情景，内心感到无限地郁闷。

这时，开船的锣声响了，妹妹秋云的双眸间，充满依依惜别的表情。哥哥又像孩提时代那样，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只有妹夫似乎并无感伤的神色。他笑着对太明说：

“说起来虽然是外国，其实上海也近在咫尺，比日本还要近，去的话也不过像到台东那么一点时间。”

太明并不过度感伤，唯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父母，他再三拜托过众人以后，才走上船去。

三千吨的汽船离开码头的时候，送行的人群顿时热烈挥舞着手帕，青葱的鸡笼山开始缓缓地移动。汽船驶出港外，暮色已从西方垂下来，船身开始猛烈地摇幌，太明便走进船舱里去睡觉了。

第二天天气晴朗，是个最适宜于航海的风和日丽的日子。太明站在甲板上向四方眺望，周围已看不见山影，大海茫茫，波涛万顷，飞鱼在船边跳跃，闪著白色的亮光。太明心旷神怡，诗兴宛如轻音乐似地在他的心灵上奏着旋律，他丝毫不费推敲，一口气吟成一首七律，但第七句“岂为封侯归故国”，似乎尚有问题。因为他现在总算还是“日本国民”，“归故国”三字似乎不甚相宜，他曾经试用各种其他的字句来代替，但始终想不出一个适切的字句。他突然想起清时沉德潜的文字狱事件，不禁毛骨悚然。沉德潜曾因模仿孔子“恶紫夺朱”的语意，在“咏黑牡丹”的诗中用了“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结果竟蒙冤被处极刑，因为明朝的皇帝姓朱，清廷认为他有诽谤清帝之嫌。太明曾从爷爷那里听了许多关于这类文字狱的故事，因此觉得容易引起误会的字句必须删改。他终于想到“游大陆”三字来代替“归故国”，于是便把那首诗抄录在日记册上：

“优柔不断十余年，忍睹云迷东海天，

伏枥非因才不足，雄心未已意缠绵；

半生荆棘潸潸泪，万顷波涛淡淡烟，

岂为封侯进大陆？敢将文字博金钱。”

他一面看着日记簿，一面高声地朗诵，充满愉快的微笑的心灵，如大海似地永无止境地向四方扩展。对于自己以前那种幼稚的思想，觉得非常可笑。不久，遥远的地平线上，已经隐隐地出现大陆的轮廓。

第三篇

. 【紫金山麓】

相传紫金山的周围王气氤氲，每当夕阳西下，山色美丽绝伦；那笼罩着全山的紫色烟霭，也许就是传说上二千数百年以前，楚威王为镇定国运而埋藏在地下的黄金所发出的瑞气。一到秋季，那紫色的烟霭更显得浓稠美丽，从山顶直到玄武湖畔，形成一条优美的棱线，叹为观止。

太明每当学习国语感到有些疲倦时，总要依在曾公馆的楼窗上，舒畅地眺望着紫金山的景色。它比起台湾常见的那些丛山峻岭，的确巍峨得多了，这种山岳，只有大陆上才能看得到的。

曾家的人都住在三楼，除了吃饭以外很少下楼，因此二楼经常空着。国语教师每天来上一小时的课，教师一走，便连人影也找不到了。太明在这样静谧的环境中，面对紫金山的景色，脑海里时常浮起各种茫茫无际的遐想。

太明到曾家已快近一个月了，因言语不通很少出去。曾极欢迎太明到大陆来，并且为他找妥职业，不过，他也相当耽心自己这位青年朋友的脾气，所以太明在上海登岸时，他就再三叮咛他注意这一点。

“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都不会信任我们。”曾把复杂的环境向太明解释道：“命中注定我们是畸形儿，我们自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却要遭受这种待遇是很不公平的。可是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天生的‘庶子’，我们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并不落人之后啊！”

太明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某次在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会议席上，为了坦率承认自己是台湾人，曾经受人侮辱过，因此他觉得曾的见解很正确。不过。“蕃薯仔”（台湾人的别名）为什么必须忍受别人的屈辱呢？想到这里，不禁黯然神伤。

可是，丢开这些问题不谈，每天把自己闷在曾家过着如同软禁的生活，实在有些受不了。他很想到街上去走走，呼吸些中国大陆的新鲜空气。像现在这样地生活下去，他的国语不知几时才能说得通顺？他很想早些到学校去执教。但曾却镇定地对他说：

“老胡！建设中国的路程是非常遥远的，决不可轻浮急躁。你只要看扬子江，那滔滔的长流，它的流速多么惊人，我们也必须具有这种大河流的胸怀。”

但是，使太明感觉不安的，是他在虚耗时日之中，他对中国大陆的热忱，似乎已经逐渐地降低了。

他整日无事可做，不禁回忆起上岸时曾经住过几日的上海的情形来。那地方的现实而生动的中国风物，使他证实自己对于中国大陆的知识委实太肤浅、太古旧，尤其对于沉滞在法租界一带的近代西欧的气息，使在农村出生的他惊惑不已。而且，在街上经过的年轻女性，从她们的摩登装束中，散放着高贵的芳馨，似乎蕴藏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奥秘。

太明搭上租界的公共汽车，上层很空，只坐着三个女学生，他们手中都拿着封面美丽的外国杂志和书刊。

“这是上海女学生的流行风气，”同行的曾解释道：“手里拿几本洋书是最时髦的。”

太明认为这也许是把读书人看做最光荣的封建思想的遗传，不过，他却很钦佩她们那种高雅洒脱的趣味。她们所穿的优美上海式女鞋、女袜，以及所提的手提包……，全身上下的色调，都能配合自己的趣味。由于儒教中庸之道的影响，她们并不趋向极端，而囫囵吞枣地吸收欧美的文化；她们依然保留自己的传统，和中国女子特有的理性。太明像着迷似地凝视着这些女学生，她们那纤细的腰肢、矫美的肌肤，以及神采奕奕的秋波，不禁使太明堕入迷惘的遐想中；他似乎意识到她们都是远离开他那社会阶层的高贵的小姐。

中国文学的诗境，似乎可以由女性表达出来，并且自然流露着儒教所薰陶的悠远的历史，这些都是把古典型的高雅的趣味，活用于近代文明之中的实例。太明很想听听她们的谈话，但她们谁也没有讲话，有时偶而听她们讲话的声音，但语调却非常低缓，太明虽然很细心地去听，却依然听不出她们讲什么。她们这种细致谨慎的态度，和台湾女性那股粗野的劲儿相比，真不啻有云壤之别。他把耳朵稍稍靠近她们，想听听她们在讲起一什么？但一句也听不懂。他以前认为台湾话也是中国话的一种，自己懂得广东话和福建话，觉得都很容易，谁知遇到实际应用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语言不通，深悔事前没有把国语学好了再来。

太明跟曾在上海玩了好几天，除了参观各种文化设施以外，其他如六国饭店、大街小巷，甚至连“野鸡”麇集的街角都去逛过了。上海这个地方杂居着中国人、欧美人和日本人等各种民族，形成一个不协调的调和局面。他们也到公共租界去逛过，那儿有的是在抹煞人性的金权主义下所产生的怪物──高楼大厦。人群和车马的狂流，在这些建筑物之间穿竣飞驰，拼命冒险要越过街道去。太明二人好容易才穿过马路，走进对面的先施公司，这又是一个充满人间各种欲望的大洪炉，那种物质享受的沌浊气息，使人置身其间，顿感头晕目眩。太明为了要呼吸新鲜空气，便登上屋顶，在昏暗的灯光下，青年男女极神秘地在喁喁私语，猎客的夜莺带着锐利的目光，往返穿梭于人丛之间；有些神女挟着游客，若无其事地走过太明身边，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永安公司、大世界，到处都是一样，那些地方只有麻醉人类灵魂的事物，却找不出一样使人心身舒畅的东西。

太明像遁逃似地回到住处，但第二天，他又从寓所中走出来，去探求这动荡城市的面目。他在那儿遇到各色各样的人物：有口衔烟斗妄自尊大的西洋人，有庸俗而略带小聪明的日本人，有盲目崇拜西洋的女人，也有叫化子和路边的病丐……，此外还有体躯壮硕但已完全去势的印度人，他们腰间挂著「盒子炮”，神气活现地守望在银行、公司和工厂的门口，如今这些人除了乖乖地替别人当忠实的“看门狗”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生路了。不过，印度人虽然还算驯良，但那挂在腰间发着黑光的钢铁杀人武器──“盒子炮”──太明因为看不顺眼，总觉得有些不舒服。

太明到了南京以后，对于上海丝毫没有留恋，他反而希望早些离开那庞大怪物似的都市。

从车窗中眺望由上海到南京的沿途风景，只见一片荒凉景象。列车驶出苏州，依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有张继“寒山寺”的诗句，仿佛曾在太明的脑海中匆匆地掠过。列车驶出苏州站的时候，太明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少女，宛如一朵盛开的鲜花。那少女从苏州上车，看样子很像女学生，但她那艳丽的风姿，竟立刻把太明吸引住了。

“这也许就是所谓典型的苏州美女了。”太明心里这样想着，他那颗丝毫未被窗外的景物吸引去的心，竟然顿时被那少女引去了，自己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车到南京以后，那少女连鞋子也不脱，就站在皮椅上去拿棚架上的行李；她下来以后，皮椅上残留着两个纤小可爱的上海式女鞋的足印。她这种举动虽然未免太自私些，但看了那个娇小玲珑的足印，太明却不忍去责备她。只是这样一件极偶然的事，竟在太明的脑海里留下一个鲜明深刻的印象，很久不曾泯灭。

近来太明早起也是温习国语，晚上睡觉也是学习国语，曾说他简直要成国语迷了，果然没有好久，他的国语便进步了很多。他每天想找人练习会话，但总是找不到对象，只好独自往街上跑，最初他只在附近一带走走，渐渐地连很远的地方也敢去了。

某日傍晚，曾用国语对太明说：“到外面走走吧！”说着，便把太明拉出去了。

从寓所到大街，有一段相当的路程，二人踏着月色，慢条斯理的踱着。

“我到南京以后很少出来散步。”

曾望着紫金山巅的月亮说：

“差不多快把散步的乐趣忘掉了；今天晚上跟你一块儿走走，又使我领略到一些大自然的情趣。”

走出大街以后，曾雇了二辆人力车，二人乘车到夫子庙去。车停在一家“龙门居”的菜馆门口，二人随即走进店里，曾告诉太明许多关于国际局势紧张的消息，太明觉得他的确是非常亲密的友人。太明在不知不觉间多喝了几杯酒，二人谈得十分愉快，曾对他也异常亲密，竟使太明忘却以前所有的抑郁。走出饭馆的时候，江南的明月正高悬在头顶，二人选了一条宁静的道路慢慢地走着。当他们走到健康路的拐角处，突然从黑暗中闪出一个乞丐来向他们讨钱，太明摸摸口袋，恰巧袋中没有零钱，又不好意思问曾，曾却像没有听见似地只顾自己走，那乞丐用哀怜的声调喊着：“老爷，老爷！”十公尺、二十公尺地一直跟在他们的身后。他见二人没有打发他的意思，便提高嗓子唠唠叨叨地向他们诉苦，又跟了将近五十公尺左右。太明对于他的喊声实在有些不耐烦了，再伸手摸摸口袋，依旧找不到零钱，虽然有几张十元的钞票，但在目前这种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给他的。他不禁有些埋怨曾为什么不打发些零钱给他？但同时他又对自己内心的某种矛盾，感到有些羞耻。最后那乞丐竟大声地呻吟哀号起来，几乎声泪俱下，那悲惨的哭声，在黑夜里益发得凄楚。

太明心里又在考虑是否把十元钞票给他一张，那乞丐见他有些踌躇的样子，更死死地钉着他不放，而且哀号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真没有办法，这个给你吧！”

太明正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钞票准备给那乞丐的时候，曾这才拿出几个零钱给他说：

“讨厌的东西！偌，拿去吧。”

那乞丐深深地道声“谢谢”，便不再跟他们了。太明见曾这种举动，心里总似乎有些不痛快，要给他为什么不早给呢？他那种始终无动于衷的样子，不禁使太明对他的神经发生怀疑。不过，这样的事在中国也许很平常吧？他心里这样想着，酒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那天晚上他睡得很迟，心里老是想着各种事情：上海的事、台湾的事以及日本的事……。想到后来，竟把时间、地点、人物都搅乱了，这才好容易引起一丝睡意。

“人生有三掬眼泪：贫苦的眼泪、病痛的眼泪、才子佳人不能相见的眼泪；可是，究竟是那一种眼泪最辛酸呢？”太明想到这里，不觉蒙眬地睡去，醒来时已经天亮了。

曾家的生活有一件使太明非常苦恼的事：那就是每天早晨要吃稀饭。他一向不喜欢吃稀饭的，但在别人家中作客，又不便过分任性，只得每天早晨硬着头皮去吃。最使他无法忍受的是，曾家人的食量都特别小，他们只都吃一碗稀饭就够了。但太明吃了三、四碗，未到中午便饿得无法忍受了。在曾家人都已经吃完的时候，太明无论吃得怎么快，最多也只能吃两碗，因此他总得设法在他们大家没有吃完以前，尽量地吃完三碗，但这样却非尽最大的努力不可。当他糊里糊涂地喝着几乎会烫烂舌头的热稀饭时，不禁深切地体味到食客生活的那副可怜相。他为了要把自己从这种可怜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切望能早日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

未几，江南的秋意已经很深了，北极阁的红叶，有几处已开始飘零，南京人都在准备过冬了。行人稀少的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发现妇女们一面曝太阳，一面钉棉的镜头。太明也做了一袭棉袍，当他穿上新制的棉袍时，立刻对西装发生厌恶。长袍的好处并不是在外观上，它穿在身上异常舒适，自由自在地毫无拘束，有了一件外衣，无论配什么裤子都相宜。天气再冷的话，还可以一件一件地加上去，又可以省去带硬领、结领带的种种麻烦；有时候稍微躺一会，也不至于会起绉，真是再方便也没有了，因此太明顿时对长袍发生莫大的兴趣。他穿起长袍，精神似乎也有些不同了，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也不再像以前样有人盯着他看，使他觉得自己已变成和他们同样的伙伴。加之，他的国语已大致可以应付，因此他很想早些去就业，但曾总是慎重其事地认为不宜操之过急，不肯陪他一起去。有时他带太明到夫子庙去走走，但去的次数多了，也觉得有些厌烦。太明一心想出去活动活动，因此有时虽然空闲，却没有心情去看电影或听京戏。

雪片像柳絮似地开始飘零，曾家的二楼仍然冷清清地，连个火炉也没有。太明为了御寒，整天躲在被窝里看书，但他心里却觉得有些不踏实。家乡的人这时恐怕已在谈论自己的事了，尤其阿三、阿四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事挂在嘴边，到处得意洋洋地乱吹嘘的……，太明想到这里，真觉得坐立不安。接连下了几天雪，独自闷在房里也不能好好地看书，益发使他感到焦躁不安。从二楼向紫金山望出去，全山笼罩在雪片里，眼前呈现着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那天下午，突然又搬来了一个青年绅士，手中提着一只大皮箱，他也是客家人，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英文说得很流利，日语也懂得一点，曾说他想入国府宣传部工作。这人非常谨慎，每次出门总要把房门锁上，充分地表现出中国人的习性。他和太明同住在二楼，因此太明已不像以前那样地孤单岑寂。他姓赖，是南洋华侨，据说他的父亲曾为革命捐献钜额的活动费。他是一个毫不拘泥的人，有时无缘无故会纵声大笑，活像一个小孩子。他很健谈，也很喜玩，所以一来就和太明成了好朋友。当天晚饭的时候，他一定要曾太太拿酒给他喝，他那种冒失作风，使太明惊奇不已。他的话特别多，但没有一句比较有意义，说来说去总离不开打牌、看戏、跳舞这一套太明完全外行的事。

“老胡！你千万不要着急！”第二天赖对太明调侃地说：“该玩儿的时候就玩儿，这样才可以明白社会上的一切，不彻底明白社会的情形，就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你对于跳舞、打牌都不会，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的性格当教员倒是很合适的。”

不过，他说这话完全是无心的，并没有含着什么恶意。当天下午，二人一同去洗澡，一走进那间门外垂着污秽不堪的暖帘的更衣室，顿时感到非感温暖，室内生着许多火炉，浴客们安详舒适地躺在安乐椅上睡觉。他们在火炉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因下雪而冻得冰冷的身体，顿时像回到春天似地温暖起来。赖把双脚高高地搁在扶手上，让茶房替他脱去鞋袜、衣服，甚至连短裤也要茶房替他脱，十足一副大老爷的派头。接着，茶房来服侍太明，但太明不喜欢这一套，连忙自己动手脱衣服，并且用大毛巾围着身体，迳自到浴室里去了。浴池分为三格，室内热气腾腾，他浸在那个比较温和的浴池中，便再也不想动弹了。不久，茶房来请他躺在池边的长木板上，用一条粗毛巾细细地替他从头到足擦得干干净净。因寒冷而萎缩的皮肤，经热水一泡，立刻膨胀起来，再经茶房用毛巾轻重得宜地摩擦一阵，使人有一种似痛非痛，似痒非痒的感觉。洗完澡又回到更衣室的座位上，另一个茶房来给他们捶腿，赖还是那副大老爷的派头，一面看着黄色新闻，一面让茶房替他捶腿，他像中了催眠似地，不久便睡着了。太明随着捶腿的节拍，渐渐地也觉得昏昏欲睡；这时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忘怀了：学国语的困难、流落街头的乞丐、“野鸡”的世界、扰乱公园秩序的动物，以及只知有大炮的军阀。……这时无论有多少蛮不讲理的暴徒或“看门狗”在他的身边，他也毫不在乎。他躺在浴室的一隅蒙眬地睡去，那心境的安逸和舒畅，大可与王侯媲美。他们睡醒以后，已是日暮黄昏的时候，赖再三邀他去吃饭、打牌或听戏，但他都引不起兴趣，坚持要回寓所，赖无法，只得和他一同回去。

归途中赖突然一反过去的态度，对太明发表了许多幼稚不堪的自由平等议论，太明对于他这种幼稚的论调，根本不发生兴趣，因此也没有好好地去听他。不过，他对于自己竟会被中国澡堂子那种不可思议的魅力所诱惑。内心不禁产生一种茫茫然的矛盾感觉。最初曾带他去的时候，他只觉得内部肮脏不堪，对它毫无好感，谁知今天竟对中国澡堂子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中国的澡堂子也许跟鸦片烟差不多。”太明心里一直考虑着在不知不觉间会使异乡人的感觉和神经受到麻痹的中国社会那种不可思议的同化作用。

曾公馆自从赖来了以后，立刻热闹起来，曾每天下班回家以后，也不再出去游玩了。赖每天晚上要邀“搭子”打牌，曾太太的牌瘾尤其大，“搭子”不够时常硬拖太明去凑数，太明心里虽然不愿意，但因为作客，所以不好意思说出口。不过，打牌似乎并不像学国语那么难，经过一番说明之后，太明大致就会了，这也许因为他小时常常看阿三、阿四他们打“四色牌”的关系。麻将似乎比“四色牌”更容易，不到十天，太明就和曾太太他们打得一样熟练了。因此，他几乎每天晚上要为他们应付到深更半夜才睡。平常大多只打四圈就结束的，不是兴趣特别浓厚的话，决不会再继续打下去的。如果打八圈，那就非到深夜一、二点钟不可。不过，无论怎么有兴趣，打到两点钟以后，太明就昏昏欲睡，感到非常勉强。

有一天晚上，牌正打了一半，曾的小孩子大概患了伤风，老是打喷嚏，哭呀闹的，女佣抱着他战战兢兢地走到曾太太的身边请她喂奶：

“太太！小少爷肚子饿了……”

“没有关系，”曾太太头也不回地说：“喂点牛奶给他吃吧！”

她正在专心一意地做“清一色”，她手里已经有了四对和两张零星的“筒子”，自以为“清一色”一定可以做得成功了，心里非常高兴；她在心里盘算着：这是最后的“北风圈”，和了一把“清一色”，不但可以捞回以前所输的钱，而且还可以倒赢一两吊……。邻室的孩子哭得很厉害，女佣弄得毫无办法，无论怎样逗他，还是哭个不停。

“太太！”她又走过来对曾太太说：“小少爷有点儿发烧呐！”

曾太太似乎没有听见，心里正惦记著「三筒”，她把视线集中在桌面上，计算“三筒”张数，发现才打出一张，心里非常高兴，自己手里已经有了两张，还有一张别人绝不会成对的，心想一定有人会打出来的。

“小少爷有点儿发烧呐，太太！”女佣轻声轻气地说。

“没有关系，”曾太太回答道：“你让他睡好了！”

她焦急地等候别人打出“三筒”或“六筒”，老曾却伸长脖子在等“白板”，“白板”一来，他就“大三元”了。

“曾太太！”太明实在有些看不过去了，便对曾太太说：“你的小少爷不舒服，我们等一回儿再接好吗？”

但曾太太只顾低头注意自己的牌，并没有回答他。邻室的孩子越哭越厉害，女佣只得再回到邻室去。暂时谁也没有说话，只听见孩子“呜呀！呜呀！”地哭个不停。他们都聚精会神地注视桌面上打出来的牌，并且预测别人下一张将打什么？尤其因为曾外面已经碰了“红中”和“发财”，太家都非常小心，防止他和“大三元”。立刻轮到曾打牌了，每人都张口结舌地望着他，曾神气活现地打出一张“三筒”，谁知曾太太正好听三六九“筒”，不禁高兴得大叫起来。

“你怎么这样乱打呢？”赖说着，站起来去看曾的牌，果然是曾打错了，照理应该打“一索”的。曾包了一副“清一色”，一共输了四块多钱，但他还是死死地抓住面前的“大三元”不放，露出不胜惋惜的神色。赖却为自己看出曾打错牌而称功不已，你一句我一句的争吵不休。曾坚持要再打四圈，但赖和太明都不赞成。邻室的孩子似乎有点哭累了，声音已渐渐地低下去，谁知女佣又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带着几分埋怨的神色说：

“小少爷好像病得厉害呐！”

曾似乎并不关心这件事，只顾自己乱七八糟地洗牌，洗毕又把牌叠起来；曾太太这才有些耽心，立刻跑到邻室去。

“别婆婆妈妈地。”曾望着她的背影叫道：“弄好了快点儿出来！”

曾太太并没有回答。太明实在看不过去了，便顺着曾的脾气委婉地劝道：

“你的孩子好像病了，时间不早了，明天晚上再打吧！”

“好吧！”曾应了一声，随即走进邻室去，但他立刻又回身对太明说：

“老胡！你去打个电话给长春医院请个医生来好吗？”他说话的表情显得非常不安。

已经一点多了，电话很不容易打通，好容易打通电话，把医生请到家里，已经两点半了。医生诊断后说是急性肺炎，热度高到三十九度半，叮嘱他们必须留心看护。太明听了不觉黯然神伤，心想打牌的害处也和吸鸦片差不多。

一到正月，南京的孩子们都用一根细绳缚着两根小竹杆，很巧妙地拉著「扯铃”玩儿。这些身上穿着看来极不舒适的厚棉衣的孩子，嘴鼻在寒冷的空气中吹著白色的热气，他们听到“扯铃”嗡嗡地作响，都乐得眉飞色舞。曾宅的孩子们，在正月里也玩得很起劲。太明对于什么都不感兴趣，但他想起正月以后便可以到学校去执教，内心倒很高兴，以前那种阴沉得像冬季的天气似的心境，顿觉豁然开朗起来。老赖还是那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无论到什么地方，始终抱着他的“候差主义”。

“候差主义是古今不变的。”有一天他对太明发表他的高论说：“外国留学生因为太紧张，所以一回国就急得要命。可是干着急有什么用？依我看非但无用，反而有害。所谓‘罗马不是一日造成的’，你虽然一心想做好，但是如果别人都不这样做，也是无济于事的，你出国多年，连国语也没有学好，在这种情形之下，即便给你顺利地找到工作，恐怕也不见得能胜任愉快的，所以还不如抱著『候差主义’，等一两年再说；这看起来好像很吃亏，其实并不如此，在候差的时期突然碰上一个好机会，实在算不得什么稀罕的事儿！”

可是，太明却无论如何不赞同他这种机会主义和如意算盘，他认为赖成天嚷著「升官发财”，他的脑子里只知道“做官”是“发财”的手段，根本谈不到什么思想和理想。不过，他对于官场的内幕倒是很熟悉的。

“老胡！你不必着急，”他得意地对太明说：“等我当了一年所得税课长，就够你们吃一辈子了！中国的官吏并不是阶段的，在外国洋行里当掮客的，摇身一变就做大官了。所以我第一是靠机会，第二还是靠机会，你要是碰到一个有办法的亲戚，地位包你不成问题。有些地方当一年县长，可真比当十年省长还强得多呐！不过，最好当然是财政部长啰！其次就是上海市长了，这儿的行情你是不懂的。”

. 【淑春】

到了正月，太明依照预定计划，到模范女子中学去执教，他终于从禁锢着的曾宅环境中解脱出来，正式踏上社会了。这里的高级中学，只抵得上台湾初中高年级的程度，功课并不吃力；至于语言方面，因太明曾经下过一番苦功，所以也不致于发生问题。当春风开始吹拂的时候，他跟学校和学生都已经混得很熟了。

江南春色正浓的某日，太明带了两三个女学生去游明孝陵，因为是星期天，所以女学生都和平日不同，打扮得非常漂亮。太明在这样风和日丽的季节，能和那些温文可爱的女学生相处在一起，使他感到非常满足与自豪。这些未来的母亲，都具有温柔贤淑的天性，她们从太明那里吸收他的思想和学识，使太明觉得无限地愉快。她们不久便将变成具有教养的女性，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帮助建设新中国。太明想到这里，认为当教员的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正当太明被女学生包围着站在土丘上凝神眺望春色的时候，忽然听见背后有少女说话的声音，他无意中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外国人带着两三个女学生在那里讲话。他在她们之中发现了一个女学生，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女学生竟是他上次从上海到南京时，由苏州上车和他同路并且曾在皮椅上留下可爱足印的少女。太明正在惊讶不已，那少女只对他们瞥了一眼，便顾自己和同伴走开了。据太明的女学生告诉他：她们是金陵大学的学生，那外国人是她们的教授。太明的眼前宛如突然出现了一朵鲜花但霎那间又消逝了，而他却正在追索这朵鲜花的幻影。他的女学们和他说话，他也只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引得她们都笑了。

从那天以后，太明便觉得自己和那位不知名的少女之间，似乎有一根不可思议的“运命之线”把他们连系在一起，他宛如被那根线牵引着似地，一间下来，便到郊外踯躅徘徊，希望能藉此发现伊人的芳踪；鼓楼、北极阁、鸡鸣寺………，几乎到处都留着他的足迹。他因不喜欢时常遇见熟人，总是选择游人稀少的僻静地方去散步。

鸡鸣寺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古迹，但却不曾留下华美的六朝文化遗迹，仅从那些颓垣废井中，似乎还可以依稀认辨出一些类似的残迹。胭脂井和台城古迹是尽人皆知的，但却很难使人想像起它们当年的面目。太明从胭脂井慢慢地踱到台城，他虽然不是骚人墨客，但面对这六朝最负盛名的故宫遗迹，也禁不住洒一掬同情之泪。他突然想起韦庄的一首诗：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他在心中反覆地吟咏着，似乎感到一种难言的寂寞紧紧地逼近他的周遭，顿时使他领悟到人世间所有的努力，到头来仍不免落得空无所有。例如六朝的文化，现在只能从台城的堤柳上依稀地认辨出一些了，但那些堤柳，却早已经过历代的兵燹，如今遗留下来的，也是后人所种植的。试想人力究竟能建设些什么呢？他认为只有大自然，才有悠久永恒的历史。像以前那样整天为国家、社会的问题而忧心，该是多么愚蠢的事！以前那些想法都觉得太过自负，这是人类共通的弱点；孔子如此，孟子也如此。孔孟曾向诸侯游说自己的学说，但当时大家都认为是迂远之论，并没有采用它，直到后世才获得许多知己。二千数百年以来，始终采用孔孟的学说，而王道却从未实现过一日，这也是由于太自负所致。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也是一样，虽然有人为他们而哭泣，却从无一人真正因他们而得救；相反地，太明却怀疑有人为他们所欺蒙──虽然这是别人从不置疑的问题。因此，太明很想抛弃一切，从现实生活中逃避出来。不过，他认为人总应该有人的生活，于是他想：

“人生的幸福就是健康，以及和志趣相投的可爱女性过着和平的生活。”

是的，他以前总喜欢作毫无依据的幻想，真是庸人自扰，他奇怪为什么自己始终不曾发觉？又为什么不去追求人生的幸福呢？这些都使他感到大惑不解。以上的想法，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转变。

太明的心里又浮起一些近似恋爱的记忆：那就是瑞娥、内藤久子以及日本房东女儿鹤子的面影，但她们对于现在的他，也不过留下一个模糊的幻觉而已；只有金陵大学的那个女学生，却在他的脑海中留着一个比以前任何女性都要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所谓的恋爱吗？圣经上说：‘你追求的东西，必定会获得。’恋爱是否也只要去追求便会获得呢？”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太明是极愿意去追求的。

某日，他照例漫无目标地出外闲逛，直到傍晚才回到曾宅。

“老胡！”曾突然叫住他说：“我有一件事要跟你适量……”

曾要商量的事，是他当时除了自己的本位工作以外，又兼了一个私立日语学校的教员，但最近他还要兼一件外交部的新工作，日语学校的教员，无论如何不能再兼了。

“老胡！我想请你来接替日语学校的教员……”

曾说这话的时候，太明曾稍稍地踌躇了一下，但经不起曾再三地敦促，他终于答应下来了。据说那是一所私立的小型学校，每星期只要授课三小时。

“你愿意接替的话，我就可以安心去担任新工作了。那么明天就去上课好吗？”

事情似乎来得太仓促，但太明却没有理由可以拒绝，于是他在第二天放学以后，便带了曾的介绍信，到日语学校去了。

“像胡先生这样优秀的人材来担任，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校长非常高兴地说：“要请一位适当的日语教师，可真是不容易啊！”

他立刻把太明介绍给各组学生，太明教的是三学级中的第二学级。当天校长只替他介绍了几位专任教师，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开始正式上课，校长替他向学生介绍过后，他便开始点名。他任教的第二学级，学生全部是女性，有女学生，也有社会妇女，教室内的情调相当优美。太明置身于异性的温馨中，不禁感到有些羞涩。他从点名簿上的第一人开始，依次一一地点下去，最初他似乎有些慌乱，但不久便恢复了教师应有的尊严。他缓缓地抬起头来，把整个教室打量了一遍，不料竟在教室的一隅，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太明不禁在心中“啊！”地惊叫起来。这是多么凑巧的事！原来那竟是最初同车到南京，以后又在明孝陵邂逅的金陵大学的女学生，而她又正是太明梦寐难忘、深铭肺腑的女子。

那天，太明从点名簿上知道她的名字叫“淑春”。当天的那堂课，太明就像发了高烧似地，糊里糊涂地结束了。下课以后，在回家途中，甚至直到回家以后，太明始终不断地这样想：

“淑春这个名字对于我恐怕一生也不会忘记了。这种偶然的机会，我应该感谢谁呢？”

从那天以后，太明心中便燃起一盏新的明灯，他所追求的事物，毕竟获得了，他认为这种巧遇，的确是命中注定的。

不过，从那天以后的两三星期中，太明和她始终保持着普通的师生关系，丝毫没有什么进展。本来以教员的立场，想借故和她接近，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太明却不愿这样做，何况还要顾到其他学生的耳目。不过，太明内心的热情，却一天天地增长起来。

某日，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晨报上刊载着一段“中德文化协会”举办书画展览会的消息。太明读了这段消息，立刻想起淑春来，他基于自己对于钟情者的本能判断，推测得出淑春的兴趣嗜好，不，他相信自己的确已完全了解她了。

“带她去参观展览会。”他极自然地下了这样的决心。

当天下课以后，恰巧有一个说话的好机会；学生们都已匆匆地整理书籍离开教室回去了，只有淑春稍微迟了一步，独自还留在教室里。太明似乎感到命运之神在对他微笑，便走到正在整理书籍的淑春身边，用极其自然的语调叫了她一声：

“淑春小姐！”虽然同是师生间的招呼，但却隐隐地含着某种善意。

通常教师在下课以后，以轻松的态度去和自己所喜爱的学生单独谈谈，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淑春听见太明叫她，也很自然而坦率地应了一声：“唔？”立刻停了工作，抬起头来望着他。

“今天我可以好好地和她谈谈了！”太明想。

由于开始时的态度都很自然，使太明觉得轻松了许多，于是便把书画展览会的事告诉了她，并且希望她陪他一起去参观。

淑春立刻欣然同意了，从她的回答中，证明她果然不出太明的所料，是非常富有素养和趣味的。于是二人约定下星期日，一同去参观书画展览会。

那天，一整天，太明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充满瑰丽的色彩。他很早便开始等待星期日的来临，从那天到星期日，太明还要上一两次课，讲坛上的太明和淑春之间，宛如有一根无形的情丝连系着似地。淑春凝视着讲坛上的太明的目光中，蕴藏着无限的柔情蜜意，她好像在说：

“老师！下星期天，可别忘了！”

有时他们偷偷地交换一下外人不知就里的视线，彼此都对这种未为他人所觉察的秘密，感到私心窃喜。太明竟因此把书都讲错了，使他窘得满脸通红。

星期天终于到了。太明从一早就觉得坐立不安，他突然耽心淑春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故而爽约，内心更觉得焦躁万分。他虽然明知不致于发生那样的事，但因自己感到过分幸福，反而引起种种不安。时间虽然还很早，但他却离开寓所，走到太平路和中山东路附近去。这时离开约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他为了消磨时间，顺便走进一家书店里去了，随手取了一本书无心地看着，但一个字没有映进他的眼帘。他觉得世界上任何崇高的艺术和深邃的哲理，都比不上淑春的微笑。

他微笑着走出书店，时间大概很近了，于是他走进“玄湖”酒店，在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里选定一个座位，但在淑春未来到以前那段等待的时间内，他的内心仍是惴惴不安的。

淑春终于来了，只比约定的时间稍稍微迟了一点。太明正耽心她也许会爽约，突然发现她的倩影，顿时转忧为喜。淑春因为赶了一阵子的路，两颊微微地露出红晕，她喘息着向太明道歉来迟了一步，她那对闪闪发光的明眸，在太明看来真是无比地美丽。她穿了一件花绸旗袍，外着蓝色的短衫，予人以清新的感觉。太明面对这样一位美丽的可人儿，内心感到无限地甜蜜，他意识到他们已不仅是师生的关系了。

二人在酒店里吃了一点东西，便到上海路的“中德文化协会”去看画展。书法方面除了现代作品以外，还有许多古代的翰墨，其中那些历史上的名书，把中国固有的高深文化精神，充分地表露在幽香的墨痕之间。晋代书法中虽然夹杂不少临摹的作品，但其中也有许多非近代书法所可比拟的。除了唐宋遗墨以外，清朝的邓石如、包世臣、石庵、板桥等书法，也有很多可取的作品。绘画方面比书法似乎逊色得多了，太明虽然不明白中国现代画坛发展的趋势，但从这次的展览会看起来，除了后期印象派的一些作品之外，似乎并无可看的东西。中国近代绘画的缺点，是在艺术的贫困，使人觉得有脱不出封建的羁绊的忧郁，他深深地感觉到中国艺术，只在悠久历史伟大的伞下荫蔽，不出其荫影一步。如此不能追随时代，将原来固有的优点，揉合现代的文明而发扬光大，是很难更进一步，创出登峰造极的结晶品的。

淑春对于欣赏书画的素养，果然不出太明的所料，她那尖锐的批评目光，正足以说明她具有非凡的才华，但她对于太明的评判力，依然相当折服。由于这次的展览会，二人的心灵竟无形中溶在一起了。

二人走出会场时，犹觉余兴未尽，似乎很想彻夜促膝长谈。彼此在不知不觉间，内心已萌芽对对方作深一层了解的意念。他们都没有注意时间悄悄地流过，留神一看，已是日暮黄昏了，但二人都觉得就此结束这个美好的日子，未免太可惜，于是又一同走进一家饭店去吃晚饭。太明原想吃了晚饭便送她回去的，因为以一个教师的立场，留她太久，良心上似乎有些不妥当，谁知淑春竟自动地邀太明去看戏，太明也只得同意了。

太明在明星大戏院看戏的时候，眼睛虽然望着舞台，心里却一味想着身边的淑春。他见淑春聚精会神地在看戏，心想她也许不会像自己关心她那样地关心自己，无端地有些不安起来──那是一种初恋者的不安──直到夜阑更深、二人分别以后，这种发自“幸福的满足”底面的无端的不安，始终无法消除。

. 【示爱】

那次星期日的同游，使二人的心灵加速地接近起来。他们已不止一次共度周末，几乎每逢星期假日，二人总要相邀出游；不过以后的发展，不像第一个星期日那样迅速、显著而已。

时序已进入初夏，太明对于自己二人之间的关系，渐渐地感到有些焦急，他很想早一日明白淑春的心意，然后和她结婚，使彼此的爱情获得美满归宿。

春季和夏季，各有不同的情调，季节的转变，不仅在大自然的景色中有所差别，就是淑春的服饰，也逐渐显得鲜丽起来。她已经换上淡色的单衣，她那柔肩以下全部裸露着的白润的玉臂，那线条多么优美柔和！它与青葱的绿叶相映成趣，更显得娇嫩欲滴，妩媚动人。太明焦急地渴望著有一天把这青春的胴体占为己有，拥入自己的怀抱。

他们游玩的地方，不是玄武湖便是渡过秦淮河，在那黄沙弥漫的石霸街散步，似乎永远不会厌腻。某次星期日，二人同游玄武湖，太明为了想对自己二人的爱情，求得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天从一早开始，他的心里便充满苦闷的期待。

星期日的玄武湖，游人特别拥挤。他们突然在长堤的柳树下，发现两个伫立着的美丽少女，样子很像两姐妹，那情景宛如一幅优美的图画，无端易于感伤的太明，这时触景生情，不觉诗意盎然，于是吟成这样一首即兴诗：

“万缕千丝浅绿宜，长堤湖畔立多时，

那知姐妹谈何事，顾影相怜妒柳枝。”

他自己认为作得还不错，便录下来递给淑春看，淑春接过那张小纸，沉吟了片刻说：

“作得很好。”接着她微微地反驳道：“不过，那两姐妹的腰肢，似乎没有‘妒柳枝’的必要。”

这句话与其说是批评太明的诗，毋宁说是对诗中两姐妹的一种嫉妒，而且她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些从未有过的亲匿的神气。

二人从长堤向五洲公园走去，太明很想找个机会向淑春表白自己的心意，但总觉得周围的人太多。后来二人走到停着许多画舫的地方，淑春忽然提议去乘画舫，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二人便乘上画舫，徐徐地向玄武湖的中心划去。

船娘只顾自己缓缓地划着，船上并没有别人会妨碍他们，二人舒畅地依在安乐椅上，静静地沉缅在遐想的氛围中。

太明耐心地等待着表白的机会，画舫离岸渐渐地远了，湖上很少发现其他的船影，太明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便对淑春说：

“淑春！”

四周一片寂静，只听见湖水撞击着船舷，在太明说话间发出“拍拍”的响声。

“淑春……”太明凝望着淑春的脸，用低沉的语调说：“你对我们的事怎么样想法？”

淑春默默地望着太明，湖水的日影反映在他的脸上，不停地荡漾着，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紧张。

太明的心灵上，依然残留着内藤久子当时痛苦的创伤，因此他对于自己这次表白心意的方式，曾经慎重地考虑过，他决心绝对不去勉强淑春。他的身体随着画舫的荡漾，徐徐地摇幌着，他尽量抑制内心的热情，用极镇定极理智的语调，把从最初在火车上和她邂逅的时候起，一直到今天为止在心理上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太明结束了这一段长篇的告白以后，两人间充满沉默的空气，只听见湖水在船舷“拍拍”地作响。

“老师的意思我很明白，”过了一会，淑春开口道：“不过，这还要考虑考虑。”她顿了一下，接着说：“可是请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对于结婚也许太偏重于理想，但是我总想照自己的意思去试试看。”

以下是淑春的意见：她说她对结婚抱着一种理想，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必须先采取一种方法，那就是据她看起来，至少须有三十个男朋友，从这三十个男朋友中，选择三人和他们恋爱，然后再选择一人作为结婚的对象。她这种看法，似乎颇有新时代女性的气派；可是反过来说，那似乎又只是一种肤浅的公式化的论调。淑春几乎化了三十分钟的时间，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理论，然后她接着说：

“不过，请您别误会我的意思，刚才所说的话，跟我爱不爱老师是两回事儿。”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当太明恍惚有些了解这种论调的作用时，他立刻陷入绝望、黑暗的深渊中。眼前的环境虽然甜蜜和幸福，但当太明听了淑春的那些话以后，就像有人把他从安乐椅中推倒在地面上，使他感到强烈地激动。

“这是变相的拒绝，她无非想到用新时代的结婚理论，来表达她拒绝的意思……。”太明忍着眼泪，把淑春的话回味了一番，对于她利用这种空虚的公式化的理论来表示拒绝，内心感到异常愤恨。如果她是一个有良心的女性，为什么她不能抛弃一切，毅然投入他的怀抱呢？

他不禁想起一个厚颜的朋友说过这样的话：

“上海有许多厉害的女人，她们把恋爱看作和吃糖果一样，老是吃巧克力会使人起腻的，有时必须换换口味，尝尝别的糖果；她们认为男人也要常常更换，而且她们实际上也的确如此。真是了不起的新时代女性！我倒愿意跟这种女人谈谈恋爱。”

如果这样是所谓“新时代”，那么淑春大概也够得上称为“新时代的女性”了。太明想到这里，似乎觉得以前对自己非常亲密的淑春，已无端地远远地离他而去了。

不知不觉间，画舫已经划过鸡鸣寺，到了紫金山麓，太明感慨万千，默默地不发一言。

“老师！真对不起！”淑春说：“我的话太放肆了！……”

这句话依然带着想自圆其说的那种倔强个性。太明只默默地点点头，再也不想说什么。

. 【爱的复活】

从那次以后，太明天天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对于淑春也疏远了。他认为得不到淑春的爱，在日语学校里授课非常痛苦，很想早些辞去这份工作。谁知事实的演变，竟出于太明的意料之外，人心的变幻，多么令人不易捉摸啊！

淑春虽然对太明发表过她的“结婚理论”，但现实却不一定与公式相符。要合理地保持三十个男朋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想从那些人中遴选三人去恋爱，和再从恋爱的三人中遴选一个结婚的对象，更不能如理想那么简单。当淑春发现自己这种理想的破绽时，她甚至意识到也许太明已不像以前那样地容易获得了。太明的心目中有淑春，淑春的心目中也有太明；她之所以不能立刻接受太明的爱，无非是由于一时的骄矜所致。

晚秋的某日，淑春突然来访太明，不觉使太明吃了一惊。他们在学校里虽然时常见面，但自从那次以后，二人便没有再在外面约会过。

“老师！”淑春闪着神采奕奕的媚眼对太明说：“陪我去散散步好吗？”

太明见她来邀，便陪她一同出去。天气已进入微寒的季节，道旁的白杨树已经完全枯零，只留下灰白色的枝干，冷飕飕地屹立在寒风中。二人不知不觉间走到陵园，正在啄食的雉鸡，被他们寂静的脚步声所惊动，哗然飞散到路边去。

不久，他们走到一个人迹稀少的草丛边，便在那儿坐了下来。

“老师！”淑春突然把脸伏在太明的膝上，十分难受地断断续续地说：“上次的事请您原谅我！我实在太放肆了，请原谅我吧！”

太明这才明白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爱，全身顿时热躁起来。他用极粗犷的动作端住她的脸，痴痴地望着她那被泪水湿透了的双眸，用低沉而有力的声调说：

“这也无所谓原谅不原谅，我还是等待着你的。”

她听了这句话，立刻放声大哭，但太明却用沸腾的热情，去阻遏她的哭泣。她的两片樱唇正等待着他，爱护她的男人，是有权利和义务去攫取的。太明已不再踌躇，淑春也不再拒绝，四片燃烧得像火一般的嘴唇，顿时紧紧地黏贴在一起──这证明二人的心灵已经完全溶合了。

一月以后，二人便宣告结婚。婚后太明从曾公馆里迁出来，在太平路附近筑了新居。

. 【淑春的转变】

新婚的生活和新春同时开始了。

淑春在本年三月毕业以前，还有一部分学分没有修完，所以仍旧继续到金陵大学去上课，家务完全交给新雇的女佣。太明依然继续他的教学生涯，但那已只是单纯地为生活而工作了。

太明觉得非常幸福，他生活在满足的氛围里，宛如置身于温泉中。他已不再有以前那些深思、瞑想和烦恼的习惯，终日耽溺在和淑春共同的生活中。他已感到非常满足，似乎他以前所需求的一切，都只为了一个淑春。可是，这种令他如醉如痴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淑春在金陵大学毕业以后，二人为了商量今后的行止，彼此竟发生许多对立的意见：太明希望淑春毕业以后，能以主妇的身分料理家务，但淑春却主张到社会上去谋生。

“你的头脑怎么像老头儿一样地封建呢？”她对太明的话提出自己的意见说：“我是不愿意受家庭束缚的，结婚并不是什么契约，我不能因结婚而失去自由啊！”

接着她又发表了许多偏激的意见，说什么男人不应该把妻子当作订立长期契约的娼妇，太明听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内心感到异常空虚和寂寞。

凡事固执己见的淑春，终于不顾太明的意见，迳自请求学校介绍她到外交部去工作了，从此她便走上政治的道路。太明很担心这事将给家庭带来不良的后果，而他的这种预感，的确也并非杞人忧天。淑春的生活一天天地转变了：星期假日，已不再对郊外的自然景物发生兴趣，她的兴趣竟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有时太明和她谈谈西厢记的佳句，或红楼梦的诗词，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兴趣，她的兴趣已转移到跳舞、打牌和看戏上去了。

赖以后果然活动到宣传部的工作，他和外交部的那些青年官员，整天纠缠在淑春的身边，不知不觉间，太明的寓所竟变成这些人的俱乐部。淑春对于自己的美貌非常自负，俨然以女王的姿态周旋于他们之间，家里每天晚上打牌总要打到深更半夜才停。太明最初也勉强应付他们一阵子，但他对于打牌却像对鸦片似地厌恶。那些人起初还保持一些绅士的风度，但一经混熟以后，当着太明的面也会说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来，崇尚自由平等有如信奉宗教的淑春，却丝毫无所忌惮。她的看法是：男人和女人在任何场合都应该绝对平等，她要做什么是她的自由，并没有受丈夫拘束的必要。她的生活渐渐地奢侈起来，她所用的化妆品和衣饰，大都是那些包围着她的男人奉献给她的。

有一天晚上，赖又带了一批不怀好意的伙伴到胡家的客厅里来，他当场拿出一双从上海买来的最新式的女鞋送给淑春，淑春非常高兴，当众打开纸包，把鞋子拿出来给大家看，那是一双非常华丽的女鞋，对于像淑春那样喜新厌旧的女人，正是投其所好。太明只默默地望着她，但当他瞥见赖那种得意的微笑时，心中不禁引起一阵恶感。在赖那种卑鄙、色情的微笑中，显然可以看出他赠送这双鞋子的用意。尤其使太明难堪的，是赖竟完全不把他这一家之主放在眼里，一味只顾自己去奉迎他的妻子。

那天晚上的牌局，一直继续到深更半夜，太明因为不愿打牌，故自己先到卧室里去睡了，但他听到对面房里的牌声和淫乱的笑语，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突然想起父亲时常说的话：“狗（赌）、婊（娼妓）、贼三样，是最下贱的东西。”想不到自己家里，现在竟沾上这种恶劣的风气……。他这样想着，外面不时传来不知自爱的妻那种令人心惊肉跳的放荡的笑声。

“这样下去绝对不行，非想个办法不可……”

为了妻，为了自己，为了家庭，非设法整顿不可。可是，要整顿先要获得妻的合作，妻恐怕是不会同意的。太明想到这里，不觉冷了半截。他又想勉强以“意见不合”为理由提出离婚（中国大陆对于这样的事，可以构成离婚理由的），但继而想想像妻这样的女人，一定会把这事在报纸上大登启事的。这样一想，太明的勇气便完成消失了。

打完牌，客人散去的时候，已经二点多了。太明始终没有阖过眼，他在床上听见妻的足音渐渐地逼近，然后打开房门，又“拍”地一声扭亮的电灯。

“哟！你还没有睡吗？”她望着太明漫不经心地说：“今天晚上光是‘头钱’就抽了两块多。”

“臭钱！”太明不觉狠狠地骂了一句，那种激烈的语气，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淑春听了不禁大吃一惊，她睨视着太明，把钱往地上一掷，抽搭抽搭地哭了起来……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你太过份了，你把我当成妓女了……”

“好像是我说得过份了一点儿，”太明见她这种可怜的样子，顿时又觉得她太委屈，于是不得安慰地说：“好了，好了，快别哭了吧！”

但淑春的行为始终不知悔改，由于熬夜的关系，早晨总是迟迟不起身。太明以前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早晨无论如何不愿多睡，有时他醒了勉强再在床上躺一会儿，但淑春还是迟迟不醒，因此他每天早晨总是一早起来，独自冷清清地等她起床。一到星期日，她更变本加厉，万一有事情把她叫醒，她便大发雌威。太明每天要等这位睡不醒的太太起床，内心委实异常苦恼。淑春起身之后，女佣便用脸盆端了洗面水进来，帮助睡意蒙眬的她梳洗。甚至漱口、喝咖啡、吃早饭，样样都要假女佣之手，偶尔星期日女佣不在家，在女佣没有回来以前，她干脆不洗脸。还有一件更荒唐的事：有一次她躺在摇椅上看报，一不小心把报纸落在地上，她竟按电铃去叫楼下的女佣。太明在旁边看着以为有什么事，谁知她竟特地要女佣上来替她拾起那张她自己略一俯身便可以拾得到的报纸，太明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可是，淑春嘴里说起来却头头是道：什么新生活运动、生活改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凡是社会上流行的新鲜玩意儿，她莫不高高地把它捧上天而率先倡导，但她自己却从来不实践。太明觉得她对于自己不能实践的事，竟能满不在乎地信口雌黄，实在令人太不可思议，然而她自己却不觉得有什么矛盾。

她对于打牌的兴趣，又开始转移到跳舞上去了，每天晚上总要到夫子庙的舞厅去跳到很迟才回家，她的舞伴不用说又是那些包围她的男人。连打牌都讨厌的太明，根本不知道“跳舞”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当然不会陪她去的。她从来不顾虑丈夫的心里怎么想，对于任何人也不避嫌疑，一味只顾自己自由行动，而且以这种行为为无上的光荣。太明如果能把这些事看作过渡时期的现象，其实也就无所谓了，无如他怎么也想不开。他每天晚上形单影只地等候妻子回家，无论如何不能阖眼，他的心始终萦绕在舞厅的周围。一想起自己的妻子正随着爵士音乐的节奏，偎依在别的青年男子的怀抱中时，内心顿时会引起无限的憎恨。他忽然又想起鹤子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和鹤子结了婚，现在也许可以过着幸福的日子，而不致于遭遇这样的辛酸吧！

有一天晚上，淑春不知为什么，再三邀太明一同去跳舞，太明为了好奇心所驱，便和她一起到夫子庙的国际饭店去了。她的舞伴一共有五人，赖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太明在那里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因为凭他的伦理观念去判断，那种情景简直已颓废到无法容忍的地步：男男女女疯狂地在淫乱的旋律中狂蹦乱跳，毫无羞耻之感，跳到最烈的时候，全场电灯突然熄灭，接吻之声此起彼落……。这种舞场的情景，就是一个毫不相干的旁观者，也将无法容忍。何况他还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那妖冶的胴体，在每个男人的怀抱中，依次交换着和他们共舞！

“淑春到底为什么特地要做丈夫的自己来看这种情景？难道这也是所谓‘新时代’吗？”

他终于无法再留在那里，便提前回家去，当晚他因受了一点风寒，便顾自己先睡了。在一个多月的病床生活中，他的心里始终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妻现在这种生活，做丈夫的究竟是否应该容忍呢？

他想：自己已经算是旧时代的人物了，脑子里还留着无法消除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是否会妨碍新时代人物的理想呢？以过去的思想为标准，来衡量新时代的事物，无论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总难免带些防御或抗衡的态度，不会对它发生什么好感的；所以新时代的事物，必须以新的道德观念和文化水准去衡量它。至于淑春这种标新立异的行为，只是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将产生新思想时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说，淑春无非是个牺牲者而已。这样一想，他似乎多少可以原谅淑春一点。可是，太明对于这些事虽然可以用理论去抑制自己，但感情上却总觉得无法顺应。他认为如果容忍妻现在的行为，不久的将来，妻的贞操很可能会发生问题的；难道做丈夫的对于妻因失节而成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牺牲者，也应该容忍吗？想到这里，太明心乱如麻，并且觉得以丈夫的立场，非采取当机立断的措施不可。

不久，太明便脱离病床了，内心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心里苦斗，已产生一种安定的感觉。他想：妻是妻，自己是自己，他必须设法恢复因结婚而丧失的自己。

他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书本了，很想找些看看，于是他又开始读“春秋”和“诸子百家”。一读到这些书，便觉得自己以前那些烦恼，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庸人自扰。

淑春自从太明不再干涉她的行动以来，乐得一个又一个追寻着新的刺激，似乎永远没有厌倦的一天。但到冬季以后，她的生理上突然发生变化，精力便渐渐地衰退了。有一天晚上，她告诉太明自己已怀了孕，而且已经快近五个月了。淑春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以前从未有过的女性温存，和一种博取丈夫爱怜的神情。太明也似乎从妻的身上，发现她的另一种人格，当晚二人恢复了许久以前夫妻的感情，互相倾谈到很迟才睡。

“有了孩子以后，妻也许会做一个贤妻良母了。……”这是太明唯一的希望。

那年夏天，淑春生了一个女孩子，因紫金山而取名“紫媛”。不过，太明所寄托于爱女出生后的希望，终于随岁月的消逝而幻灭了。当淑春体力复原以后，便把孩子交给女佣看管，依然恢复她原来那种“新女性”的姿态。

“无可救药，一切听其自然吧！”太明已不再对妻寄予期望了。

失去家庭温暖的太明，只得把热情寄托于读书和学校的工作上。尤其当时学习日语的风气盛极一时，日语学校炙手可热，太明已成为校中不可缺少的台柱教员，每周教学时数已增加到六小时。

到日语学校来学习日语的人，并不限于青年学生，尚有公务员、实业家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其中一个姓张的外交部参事，也是客家人，他对太明非常亲密，时常告诉他一些社会新闻或外交方面的消息。某日，太明和张一同去喝茶，张向他问了一些日本方面的情形以后，便用青年外交家那种带有诱惑性的谈话方式，告诉他一些有关外交部的趣闻：

“最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各报驻京记者都把目光集中于亲日的外交政策上，并且提出攻击性的质询，听说外交部里有个姓黄的官员，曾经大胆地发表下面这样一段骇人听闻的解答，他说：‘中国迟早逃不出灭亡的厄运，既然迟早要灭亡，为什么不趁未灭亡以前，彼此多做几笔生意呢？’这种尖酸刻薄的奚落，使满座听了为之哑然失色……。那姓黄的固然因意识到历史的悲惨命运，而发出这种自解其嘲的言语，可是那难道不是针对悲惨的我国现状所发的愤怒吗？中国他藉着这种愤怒的爆发，来唤起国人的反省！这就是中国的悲哀。”说毕，张不禁浩然长叹。

太明以晦涩的心情听着他的谈话，内心曾作了一次深深地反省。从那次以后，他和张便成了莫逆之交，星期假日，时常一同出游。第二个星期日恰巧是重阳，那天南京的骚人墨客，都聚集在北极阁举行诗会，太明从家里出来，也想去参加诗会，但单独去似乎有些胆怯，便去邀外交部的张同去，张恰好在家，但他对于古诗没有什么兴趣，主张到鸡鸣寺去看祭神，太明原不一定要到诗会去的，便顺了张的意思，一同到鸡鸣寺去了。

二人走到红叶盛放的考试院附近，发现路旁有许多乞丐在行乞，人数相当多，而且样子和行乞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有皮肤黝黑鸠形鹄面的白发老翁，当行人经过的时候，用砖块敲击自己的头部，弄得额前鲜血直流，然后向人乞讨；有烂去半截大腿的乞丐，抱着小孩在路边嚎啕大哭；还有那些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小乞丐……男女老幼，应有尽有，那情景简直是一幅令人酸鼻的图画。太明见了这种情景，不禁回忆起幼时和母亲在佛庙里所见的十八重地狱壁画来。他一路走着，一一打发了他们一些零钱，但张却视若无睹，只顾自己走。不久，二人到了山顶，走进“景阳楼”附近的一家茶馆里去歇腿，他们在那儿一面喝着清香馥郁的龙井茶，一面欣赏玄武湖的景色，更觉秋高气爽，沁人肺腑。

太明眺望玄武湖的景色时，不觉回忆起与淑春结婚以前那一段令人怀恋的往事，那以后，没有经过多久，二人便结婚了；现在并且已生了孩子，但二人之间却发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如果当时二人不结婚……”他想到这里，内心顿时蒙上一层怨愁。

但是，同行的张这时并无感伤的神色，他只顾口若悬河地大发议论。

“老胡！”他啜了一口龙井润润喉咙，征询太明的意见说：“最近南京的知识分子，都以秦桧为例，讨论有关汉奸的问题，你的看法怎么样？”

这话与其说是征询太明的意见，毋宁说是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立刻接着说：

“凡是有利敌行为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他为‘汉奸’，不过‘汉奸’的种类却不相同。据我看，历史上的‘汉奸’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无识之徒，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间犯了和‘汉奸’同样的罪形；第二种是利欲薰心之流，他们为了利之所在，便争先恐后去攫取，这些人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他们似乎有点思想，但实际上却是毫无思想和节操的机会主义者；第三种人的知识和能力都非常高强，但他们却忘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时机一到，他们便积极地去协助敌人，这种人就是所谓卖国贼。其实第一种和第二种人，都没有资格称为‘汉奸’，真正够得上称为‘汉奸’的，只有第三种人。”

太明在不知不觉间，对张这番愤慨的理论竟听得非常入神。

“只有青年的热血和真情才能救中国。”张又接着说︰“这是由最近的事实可以证明的，复旦大学学生为了不满当时的外交政策，当外交部长乘火车去执行外交任务的时候，学生们竟睡在火车头前面，阻止列车前进，他们准备把鲜血洒在铁轨上，来阻遏这种外交交涉︱︱只有这种拼死的热情，才能产生拯救中国的力量……。”

张由于感情冲动，最后的语句竟有些模糊不清了。

太明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禁深为感动，对于自己以前那样时常为私事所烦恼，或想逃避到古人天地中去的意念，曾深深地作了一次反省。

以后，张时常和太明见面，渐渐地，他给予太明很大的影响，太明不知从几时开始，竟为他这种倔强的思想所同化了。他认为自己目下所能做到的，只有凭借教育的力量，去激发学生爱国的热情。

. 【狂欢之夜】

外交部的人员大部分都很善饮，太明因受张的影响，最近也学会了喝几杯，张自从和太明混熟以后，便常带他去参加各种集会，所谈的大多是政治方面的问题。

张认为中国自从东北失陷以后，外来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增加，使人预感到最后关头必然有一天会来临。这种趋势促使人们疯狂地学习日语，这绝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一时的现象，所以有心人士正为此而忧虑。日语学校的学生中，甚至有人自嘲地说：“中国迟早逃不出灭亡的厄运，为了将来的饭碗问题，不如趁早学一些日语。”这话听起来多么使人痛心！不过，自然并非人人如此，也有人是为了日本文化界的翻译作品数量很多，学了一种日语，便可以阅读世界各国的文献，因此才学习日语的；还有一部份激进分子，却是为了备战而学习日语。以下的话，张似乎很难启口，只是不断地叹息。

“最好一切问题都循外交的途径去解决，”他支支吾吾地结束他的谈话说：“一不小心，也许就会造成人力不可抗拒的悲惨的历史命运……”

太明忽然回忆起日俄战争以前的情景，内心犹有余悸；明治三十四年间，日人因鉴于日俄战争势将无法避免，便纷纷开始学习俄语。如果中国现时的日语狂，也就是那种暴风前夕的信号，则对于这种历史上最大不幸，实在不容吾人袖手旁观的。

张忽然要调往日本去任职了，太明也被邀参加欢送会──这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他举行的私人集会。他按照张事先告诉他的地址，从书院街走到苛园，会场设于苛园十二号，他由一个人带进苛园里面，并且一直带他到楼上。楼上排着一张很大的桌子和许多大靠椅，桌上摆着四盆美丽的鲜花。有四、五个青年外交官已经先到了，并且还有上海美术学校的教授参加。太明突然闯进来，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他踌躇了片刻，不知该怎么和他们招呼。其中有一位比较年长的，立刻过来和太明招呼，并且替他介绍给大家。主客张还没有到，旁边站着的两个女秘书，笑盈盈地向太明点头为礼。不久，楼下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引擎的声音刚一停止，接着便听见上楼的皮鞋声──是张来了。他穿着一身簇新的西装，胸前的小口袋外面露出一点玫瑰色的小丝帕，皮鞋擦得光可鉴人。他一上楼便和众人一一握手寒暄，大家连连地对他说：“恭喜恭喜！”他谦让了很久，才在首席上坐下来。太明原已坐在下首的位置上，但大家因为他曾教过张的日语，一定要推他坐在张的身边，众人坐定以后，张便站起来致谢词。

酒过数巡以后，满座顿时谈笑风生。当时美术学校的两位教授，为了艺术观点上一些不同的意见，竟开始争论起来。他们一个是法国留学生，另一个是日本留学生，法国留学的教授后来竟感情用事，对这场学术上的争论，下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

“中国反正是他们（意指日人）的天下。”他歪着嘴角自嘲地说：“法国人的势力是不可能统治中国的！”

这话一说出口，不仅那和他争论的教授为之愕然，连满座的人也都相顾失色。会场中顿时充满不愉快的沉默，使欢送会弄得非常扫兴。这时，女秘书开始唱起“天水关”来，大家才恢复了一点酒兴，便把话题转移到张派驻日本的事上去了。

张是由许多青年外交官中选拔出来派驻日本的，因此众人都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张自己也感到责任重大，显得非常紧张，他的神色中似乎充满面临暴风雨前夕的那种紧张表情。当张向太明征询意见时，太明告诉他：希望他倾注全力研究应付东亚危局的对策，务使不为敌人所乘。

“你的意思我很明白。”张紧紧地握着太明的手说：“我很愿意照你的希望去做。”

太明也从内心祈祷着任重道远，将赴日奋斗的张的事业成功。

当晚，太明竟喝醉了，他已记不清自己怎样回到家里，仿佛有人雇了人力车送他回去的。他回家之后，由于苛园十二号那种富于男子气概的政治气氛所引起的昂奋，似乎还没有完全平息，他趁势用异乎寻常的口气，命令难得比他先回家而正出来为他开门的淑春道：

“茶！拿茶来！”

淑春虽然觉得意外，也只得替他去拿了茶来。

“你喝醉酒了，是吗？”她忍气吞声地望着太明，嗫嚅地说。

太明醉眼蒙眬地凝视着妻，他那血一般的嘴唇上，露出从未有过的恣情欲念。

“喂！你过来！”他用粗暴的动作把她拥入怀中，她只得驯服地由他去摆布。

“你看你……”她用娇媚的眼神望着他说。

那一夜，太明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他像一匹雄壮的牡兽，贪婪地享受着妻的肉体。

. 【狂飙】

福昌饭店六楼的一家咖啡室，装饰虽然并不怎么出色，但内部却有一种宁静安谧的感觉；而且播出来的音乐也相当高尚，所以知识人士都喜欢到那儿去休憩。尤其从那咖啡室的东侧望出去，视界相当辽阔。天气晴朗的日子，紫金山好像就在眼前，夫子庙一带的街景，也可以尽收眼底。

太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逛累了以后，总喜欢到那儿去随便听听音乐，享受一会儿孤独的乐趣。

他和妻的生活，依然继续着同样的状态。妻不能使他满足，只有紫媛这孩子，才是他唯一的慰藉；得不到充分母爱的紫媛，对太明也特别亲热。太明觉得只有在教小女儿牙牙学语的时候，才是他枯涩无味的生活中一段最滋润的时间。不过，他在家庭间虽然以这些事情来排遣自己，但却无法使他的心灵获得寄托。

那时，国内外的情势已愈来愈紧张，这使太明感到异常不安。当时传说上海已组织了所谓“人民战线”，而且不断地发生血腥的暗杀事件，情势十分紊乱；学校里也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对立的局面，群情激愤，到处充斥着刺激、紧张的空气。太明像从这种漩涡中遁逃出来似的，今天又到了福昌饭店六楼的咖啡室来，独自失神地打发着无聊的时间。

突然，从楼下远处街上传来一阵庄严肃穆的军号和群众的呐喊声，室内电唱机的音乐也被干扰得听不见了。太明顿时从冥想中惊醒过来，走到窗口去看看，原来是学生的示威游行。军乐队奏着国歌，学生群众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抗战救国”等口号，整齐的队伍渐渐逼近，步伐声像怒涛般地响起来。

太明每次遇到这种情形，心绪便不由自主地会紊乱起来，并且产生一种不调和、不安定的焦躁之感。他匆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像被人追赶着似地跑出咖啡室，他朝着游行队伍的反方向，从中山路跑到新街口。但这种热潮并不限于学生的游行运动，几乎到处都卷入热潮的漩涡。新街口的圆环围满了群众，有人正在圆环的中心演说。

“原来这儿也是一样。”太明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停下脚步，从人群的背后倾耳听着他们的演说。

男女青年一个接着一个走上讲台，演说的内容都是那一套慷慨激昂的老调，但那种热情洋溢的语气，却使听众异常感动，人丛中不时传出一阵阵的掌声。

太明突然把目光集中在讲台上，那人讲完了便走下去，接着，太明的妻子淑春在怒潮般的掌声中登上讲台，太明用冷静旁观的态度，等待着妻子开口。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讲台上的淑春这样喊了一声，接着便渐渐地导入正题，而且语调也随着激昂起来。

可是，她的演说除了带着强烈的煽动性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内容，那仅是由许多武装的语句堆砌而成的“感情论”而已。不过，听众依然热烈地鼓掌，似乎对她的演说引起很大的共鸣。太明心灰意冷，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对于妻那种毫无理论根据而仅把别人的宣传依样画葫芦地转播给民众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异常憎恨。如果她是一个小孩子，他真想当场把她拖出来痛殴一顿。不仅她一个人如此，其余的演讲人员，也都大胆地发表“挟泰山越北海”的那一套宏论。他想：历史上那些政治的欺诈行为，实在是由于大多数民众太愚蠢所致；用曾老师的口气来说：就是只知道“现象”，而不知道真正的“现实”。一般民众姑且不论，连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几乎也百分之九十有这种趋势。现在在街道演说的青年，又何尝不是一样？他们都口口声声高喊着抗战，但对于两国的军备却绝口不提，他们都认为战争就可以解决一切。太明对于这些以宣扬不负责任的理论去煽惑民众的政治掮客，仔细想想，不觉毛骨悚然。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她不仅毫无军事常识，就连自己国家的军备情形也一无所知，然而她居然也高唱主战论，真使他痛恨不已。

战争并不是想得到就做得到的，越王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二十年卧薪尝胆的艰苦奋斗，才战胜吴国，小不忍则乱大谋，没有必胜的把握，如何能轻举妄动呢？他对于战争的胜负固然很关心，但对于毫无军事常识的妻，居然也高唱主战论，更使他愤恨异常；因此，他转而迁怒于自己平常对于妻的放纵和容忍。但淑春并不是可以由丈夫的意志而转变的单纯女子，想到这里，他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淑春的演说越来越激昂了，听众的掌声也随之热烈起来，这使太明感到莫名的难堪，他终于像遁逃似地离开了那个场所。他加紧脚步，巴不得早些离开那里，他觉得自己和淑春的婚姻，实在是建立于莫名其妙的错误上，因此深深追悔不已。

以后，社会上这种热潮依然继续发展，而且愈演愈烈。到了八月，政党的活动更加活跃起来，南京在这样的风潮中，虽然已经到了九月，但天气依然异常燠热。

太明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精神上相当苦闷，但他并不正视现实背后的事物，反而对自身作种种有利的解释，他只能在这样的解释中，求得生活的平衡；可是，危机终于由另一角度，侵袭到他这旁观者的身边来了。

九月中旬，一个闷热的晚上，太明正在院子里纳凉，曾公馆忽然差人来告诉他，说曾要他立刻去一趟。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因此太明觉得很奇怪，他跟来人走出去的时候，心里不断地在胡思乱想。到了曾公馆，他发觉情形和往日有些不同；屋子里寂静得像阒无一人，但实际上并非真正没有人──曾正独自坐在书房的灯下静静地等候着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太明打量了一下屋内的情形，惊奇地说。

行李全部收拾好了，连一本书也没有留下来，屋隅堆着三个旅行用的手提箱。

“时期到了。”曾对太明笑笑说：“我今天晚上就走，这话你该明白了吧？不过，临别以前我很想和你谈谈，由被送的客人做东请客倒是别开生面的，来吧！我们来干一杯！”

那张唯一未经收拾的桌子上，早已准备了一些酒菜。太明这才恍然大悟，曾要去的地方已不问而知，他的家眷可能早已先走了。这样看起来，事态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太明不禁为这意外的事件，弄得愕然不知所措。

二人心中感慨万千，只是默默地喝着闷酒。一切不必再解释，曾的出走，便是他行为上最好的诠释。太明虽然曾经注意到曾平日时常对时局作种种分析，计划着自己应走的路，他以前时常到上海去，或许已与所谓“联合阵线”的人士取得连系，但他绝没有想到他的计划会实现得这样快的。

“空虚的理论现在绝对行不通了，”临别时曾紧紧地握着太明的手说：“只有实际的行动才能救中国。希望你赶快从幻想的象牙塔中走出来，选择一条自己应走的路，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你自己命运有关系的问题！”

对于这，太明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回答才好？他除了暗自伤怀以外，只有眼巴巴地送他踏上征途。

. 【幽禁】

抗战、国共合作……时代的洪流滔滔不绝地在推动。十二月十二日又发生西安事变，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愁云，终于密布到紫金山上来了；一直到了翌年百花争妍的春日，已充满浓烈的不安气息，举国物情骚然。

某夜，太明正睡得很甜，突然有人把他从梦中推醒，他举目一看，床前正站着三、四个陌生男子。他正想问他们是谁，却被那男子低沉而镇定的声音镇压住了：

“我们是首都警察厅派来的，半夜三更来打扰你，真对不起！不过，我们要调查一件事情，请你跟我们去一趟好吗？”

那人的制服肩章上发出冷峻的寒光，他的名片上印著「高级特勤科长”的头衔。

“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种直觉顿时侵袭到太明的全身，但过了一会，他反而感到相当镇定。

“好的，我一定去。不过，请稍微等一下，让我收拾收拾，还有，我的内人也还没有回来……”

“你的太太？……哦，是吗？”那科长缓缓地回答道：“那么我们等一会儿吧！”

那种绅士的风度，令人有一种难言的冷峻、威迫之感，这使太明顿时预感到此去也许短期内不能再回来了。他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淑春恰巧从外面回来了，她似乎立刻便意识到所发生的事，但她并不显得慌张。太明简单地嘱附了妻几句，然后说：

“各位等久了，我们走吧！”

载着太明和警员的汽车，在黑夜里由太平路向健康路驶去，又穿过几条街道，太明似乎意识到路程遥远得永远不会再有回家的希望了，他静静地闭上眼睛，头脑紧张而空虚，宛如堕入陷阱似地感到失望。从邻座警员身上发出来的体温，通过衣服传到太明的身上，使他感到一些人类的温暖。

不久，汽车停在市内某处的一座古老建筑物前面，那并不是首都警察厅，而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特殊场所。

屋子里充满阴森恐怖的气息，一进大门便是那条横躺在晦暗灯光下的死寂的走廊，漫长得像通往地狱的道路。太明由警员前后监护着穿过走廊又经过几间房屋，最后走进一间幽邃的房间。那房间像是专供审问罪犯用的，房内放着一张大得惊人的办公桌，那科长走到桌边，请太明坐在椅子上，然后立刻开始审问。

太明在警员最初闯进家里来的时候，对于这次被捕的原因就有一个预测，那就是和他是台湾人有连带关系；后来一经审问，果然不出所料。不过，虽然如此，他依然没有掩饰自己的身分，他自从到大陆来以后，从来没有想到要掩饰自己的身分。

太明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并且毫无虚饰地吐露自己对于中国建设的真情，他那种诚挚的态度，使那科长似乎颇受感动；不过，他的同情和当局的方针，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相信你不会是间谍。”那科长说：“但是我却无权释放你，这是政府的命令，我是不得不扣留你的。”

结果仍是失望，经过一番审问之后，太明终于被软禁在另一间屋子里。当他孤独地被锁进那间四壁昏暗、蛛丝满布的阴森斗室中时，他顿时感到自己已完全和社会隔绝，无论他再怎么争辩，也无济于事了。

那间类似贮藏室的屋子里，只放着一张破桌和一张勉强可以称为“床”的东西，此外便只有一盏晦暗的电灯。太明坐在“床”上喟然长叹，心里思索着这突然降临到自身来的环境的激变，又想到这时也许还有其他许多台湾官员，正遭遇和他同样的命运。台湾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他不禁想起曾临走时所说的话：“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和你自己的命运有关系的问题。”

但是，他不曾预料到这时期会来得这么快。还有，是谁去告密他是台湾人呢？是妻子淑春吗？她不会这样愚蠢吧！那么究竟是谁呢？想起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那些警员究竟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混进来的呢？太明越想越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他钻进臭气薰人的被窝里，原想使疲乏的头脑休息一下的，但却无论如何不能入眠。过了相当时间以后，那臭气似乎已不大觉察得出来了。他熄灭电灯正想睡觉，但意识反而清醒起来。他想起女儿紫媛的事：紫媛已经四岁了，她是由女佣和自己的手中抚养长大的，几乎完全不知道母爱是什么；但近来她似乎已渐渐地和妻亲匿些了，这一方面也是由于她已不再需要别人照顾的缘故。妻有时也觉得她很可爱，不过，紫媛恐怕还是很想念父亲的吧？想到这里，太明的胸间不禁充满父女舐犊之情，使他不胜痛苦。

周围是寂静的深夜，臭虫又多，浑身奇痒难堪，太明辗转床笫，不久就天亮了。他起身时发现臭虫咬过的地方，一块块红肿得像铜币那么大。他想：明天也许可以判决了。但他焦躁地等待了一日，除了送饭的狱吏以外，竟连一点足音也没有。只有狭小的天窗中，射进一丝黯澹的阳光。屋子里昏暗得有些阴冷，想看书又没有书，想写点什么，又没有纸笔；脑海中思潮起伏，却始终无法集中。

夜又开始了，整个监狱笼罩在死寂孤独的氛围中。太明不知是否神经过敏，似乎连自己身体的颤动，也可以觉察得出来。他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会，但思绪紊乱，始终无法入眠。不知不觉间，故乡的山河突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回忆起爷爷带他进云梯书院时的情景，那时他多么逍遥自在。满山遍野的番石榴，只要提了篮子去摘，要多少便可以摘多少；河川里到处都是鱼，只要带一根钓竿，便可以钓到一两斤……那时的社会上根本没有什么吝啬鬼，在别人园子里摘几个蜜柑或柿子什么的，谁也不会来干涉的。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不识字，他们都认为只有读书人才能成为伟大的的人物。太明也是其中之一，他那幼小的心灵中，也希望读书以后将来成为伟人，可是，书虽然读了，却依然没有成为伟人。接着，他又想起爷爷的坟墓，那坟墓筑在一个小小的山岗上，前面是茶园，茶园的周围种满相思树，远方的中央山脉如在眼前，景色优美宜人。太明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行前曾在爷爷的坟前焚香祝祷，祈求爷爷保佑他成为埋骨于江南的第一人；但他的意志不够坚强，不久便要重回故土了。故乡的山河像一首美丽的诗，不像江南那样无生气，那永远不下雪的地方，终年有青葱茂盛的香蕉和椰子……想到这里，他的内心顿时涌起万种哀愁。接着，母亲枯瘦的面影呈现在他眼前，他已经很久没有接到母亲的信息了，不知她老人家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以后，父亲的面影、哥哥的面影……，一个个先后浮现在他的眼前，甚至连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村人，这时也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这次嫌疑洗清以后，一定要回到可爱的故乡去，无论怎样艰苦也愿意忍受……可是，谁知道究竟是否能重回故土呢？想到这里，他终于疲倦得昏昏睡去。第二天起身的时候，身上又添了不少臭虫咬过的红块。

他一连几天度着苦闷的白昼和孤寂的黑夜，只觉得灰暗的时间永远持续着，并无昼夜之分，他的心身都渐渐地憔悴了。经过二星期焦躁不安的生活，依然没有人来理睬他，也不再审问他，只有狱吏每天三次按时送饭来给他吃；对于那狱吏的来临，竟使他感到无限地怀念。

某日深夜，太明突然听到有人敲门，他起先以为自己神经过敏，但仔细听听，果然有人在敲门。他对房门凝视了片刻，敲门的声音又起，他下意识地走下床来，正准备去开门，突然从门缝中塞进一张小纸片来，他轻轻地问了一声：“谁？”但无人回答，只听见门外的足音渐渐地远去，依然恢复寂静的黑暗，他战战兢兢地拾起那张纸片看看，上面用娟秀的毛笔字写着这样一首诗：

“忆昔陵园共赏花，天教燕客降侬家，

素知吴越皆同种；怎把先生任怨嗟。”

下面注著「丙丁”二字。太明起先以为这是那人的署名，但他的记忆中并没有叫“丙丁”的朋友，后来他突然想起“丙丁”是“火”的暗语，那人的意思一定是要他阅后焚去。

他把那首诗反覆地读了几遍，一心想研究出其中的意义──不是诗句的意义，而是其中隐藏着的含意。这样深更半夜，谁会来干出这种奇特的举动呢？从笔迹上看起来，很像是女人写的，那人到底是谁呢？这时，他心中突然涌起一个念头：

“哦！对了，一定是她！”

他突然想起某次带女学生游明孝陵的时候，曾做一首戏作的即兴诗给学生们看过，他在左思右想想出那首诗：

“春日山头望眼赊，樱云十里压群花，

匡时无术佯狂醉，藉此消愁任怨嗟。”

其中有一个学生的理解力特别强，她也会做诗，她的名字是素珠，听说素珠毕业以后下嫁一个警官……对了，那时候她也和了一首：

“留恋春光兴转赊，花中我爱是樱花，

江南一幅天然景，莫拟烽烟错怨嗟。”

想到这里，一切疑问顿时获得解答。这么多么富于传奇性的巧遇啊！原来他现在竟被监禁在自己从前的学生家中。

“一定是素珠！刚才的字条一定是她写的。”太明不禁在心中高声地叫喊起来。对了，那首诗第三句“素知吴越皆同种”那种“素”字，一字两义，有双管齐下的妙法了。

. 【越狱】

但是，以后却一点动静也没有，依然不分昼夜，只觉得时间无限地持续着；只有狱吏按时送饭来，才把一日准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那狱吏是他唯一准许接触的人物，素珠的奇迹以后便不再发生了。

深夜里，四周是漆黑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黑得有些可怕。他在梦寐之间，浮现出黄的农场景象。苦楝树下小孩在玩。甘蔗园里，有一群女工在工作。是夏天，在仙草露店前，女工们群集在那边吃仙草。忽然想起自己是被幽禁在狱中。唉呀！如果要牺牲，还是为人们──。来到南京，还没有达到目的的底万分之一。为了糊里糊涂的生活而烦恼，真是不值得。万一在这里被处决了，不是白死的吗？没有人怜惜，也没有人流泪，一支香也享受不到。像没有棺材者，只成为江南的一块粪土，孤魂无依在南京的地下，像花子一样地在寒冬夜里呜咽而已，永远不能回乡。唉！想起来，不知不觉长叹一声。正在这个时候，太明似乎突然听见一阵脚步声，他先以为是做梦，但事实上他的确是清醒的，不过，先前似乎曾经打过会瞌睡。他又恐怕是自己耳朵的幻觉，静静地倾耳细听，那脚步声虽然已经消失，但的确不是幻觉。门外似乎也有人在谛听，太明好像已听见那人的呼吸声，又隐隐地听见衣服的褶擦声，接着再听见钥匙塞入键孔中的声音……。太明正屏息静听，房门突然轻轻地推开，一个黑影闪了进来，只听见她紧张地喘息着：

“老师！是我，是素珠……”

果然是她，太明已经嗅到她那少妇的温馨，这证明的确是素珠无疑了。这难道不是做梦吗？但事实上绝对不是做梦。二人在黑暗中互相拥抱，太明感到素珠的心头怦怦地在跳动。于是二人抑低声音，在极短的时间内说了许多话，太明这才明白素珠是来协助他越狱的。可是时间已不容许他们多谈，如今最要紧的事，就是如何逃出这个重围。

素珠部署得相当周密，她用事先准备好的老虎钳拧开了锁，伪装成太明单独越狱的痕迹。

“快走吧！”素珠在前面催促道。

据素珠告诉太明：她那当科长的丈夫今晚有宴会，要很迟才回家，狱吏已由她差出去办事了。

一切都按素珠的计划顺利地进行，最后太明又把素珠捆绑起来──这也是伪装的。时间已不容许他再犹豫，被捆绑着的素珠，示意要他赶快逃走，二人终于在百感交集中依依地分手了。

太明依照素珠的话走到屋外，在那条狭路上向西而行，夜阑人静，脚步声显然特别响亮。他像梦游似地只顾向前走，中途似乎曾经碰到什么东西，后来想想，那一定是行人。

十字路口停着一辆出租汽车，左面车窗上贴着一块手帕，黑暗中也可以看见它的白光。太明默默地走进汽车，车内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他像滚跌般地一屁股坐在车座上，连旁边坐着的人也不曾发觉，他全身汗流浃背，汽车立刻发动引擎驶走了。

“老师！是我……”

那声音虽然很低，却非常耳熟。太明回过头去看看，虽然看不清她的脸，但他已辨得出是幽香──也是那次同到陵园去赏花的学生──幽香是和素珠连络好在那儿等候太明的。她是一个额角宽宽的聪明女子，在许多学生中，她也是最敬爱太明的一个。她和素珠在校中念书时，太明曾经为她们批改诗文和补习数学，二人对于太明都很亲热，与其说是师生，毋宁说是诗友。毕业后二人都回上海去了，最初一两年内还时常有信来，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消息便隔断了。之后，他们又回到南京，但太明却不知道，这样的重逢，的确是十分意外的。

汽车穿过太平路，向中山路驶去，他们很担心十字路口的巡警，但巡警却并没有干涉他们。太明本想回家去一次，但又怕先前路上遇到的人可能是狱吏，一耽误也许会重遭逮捕。

幽香也认为还是不回家的好，以后的连络工作可以由她负责，太明这才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汽车己由中山路驶出鼓楼，又遇见一个巡警，南京夜间的警戒，不知为什么这样森严？邻座的幽香立刻命司机改由中央路驶去，沉寂的中央路并未戒严，汽车安全地通过挹江门，向右转了一个弯，便到了下关码头，那里恰巧停泊着一艘日本邮船“汉口丸”。

太明的越狱工作，至此已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后的问题，便是如何请求“汉口丸”准许他搭乘便船，不过，这种非法偷渡，船长不知是否能允许？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太明突然胆子一扯，心想：一切到那时候再说吧！

. 【再会吧！大陆】

太明终於潜入了上海了。从拘禁到越狱，曾经经过非常巧妙的设计，还有“汉口丸”准许他搭乘便船，也是奇迹的出现。太明在黎明前的下关码头与幽香匆匆分别后，一时难决上船还是回家？幽香走时曾经留给他一些钱，最后他终于决定向“汉口丸”的船长说明真相，请求他准许搭乘便船。那船长的脾气很怪癖，他听太明叙述经过情形的时候，鼻子里不住地发出“哼，哼！”的声音，听完以后，他突然用尖酸的语气说：

“你的意思是到了这种时候，你便承认自己是日本籍人，又来向我们求助了，是吗？你倒真会打如意算盘！”

口气虽然像是拒绝他，但接着他又脱口而出地说：

“好吧！你就留在隔壁船舱里吧！我对于像你这样的不速之客也不便表示讨厌呀？对吗？”

那船长虽然出言不逊，但为人似乎尚可信赖，在这动乱的局面中，他在长江一带的船员里面，还算是比较大量的。太明上船以后，就像到了故乡的船上一样，内心立刻安定下来。

上海登岸的时候，虽然也曾经遇到一些困难，但并没有费多少唇舌，便顺利地通过了。太明一到上海，首先找了一家不大受人注意的旅馆住下来，旅客登记簿上用的是“黄泰铭”的名字。他安顿好以后，立刻去探访幽香为他介绍的李先生。李是幽香的姐夫，人很和蔼，现在虽然作掮客生意，但以前也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幽香的姐姐李太太，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很健谈，见了太明就像老朋友似地，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

上海的时代潮流推动得特别快，它具有无比的原动力，每个人都被滚转得喘不过气来。救国会的工作相当活跃，反日的浪潮一天比一天扩大起来，只有租界才是较好的避难所。不过，社会上的谈论中心都集中在战争上，租界内的咖啡室、酒吧间和舞厅的靡靡之音已经绝迹，到处播送着雄壮活泼的进行曲，时时刻刻在作应战的准备。街头巷尾每天有学生或少年团的示威游行，台湾人变成夹缝中的人物，听说下落不明的人每天不断增加，又传说朝鲜也在展开独立运动。面对这种历史性的激变，台湾人的归依正遭逢严重的危机，他们被区分为敌友两流──这是日本人既定的政策，太明对此深感悲愤。

“历史的动力会把所有的一切卷入它的漩涡中去的。”某日晚上，幽香的姐夫半带戏谑地揶揄道：“你一个人袖手旁观恐怕很无聊吧？我很同情你，对于历史的动向，任何一方面你都无以为力，纵使你抱着某种信念，愿意为某方面尽点力量，但是别人却不一定会信任你，甚至还会怀疑你是间谍，这样看来，你真是一个孤儿。”

李最近因受环境的感染，已抛弃本身的事务，献身于政治运动。太明从旅馆里搬出来，暂时寄居在李的家中，这一方面也是由于李的劝告。李的意思原想利用太明做些政治工作，但那时危机已逐渐逼向租界内的台湾人身边，日本宪兵并且开始公开逮捕台湾人。太明终于也感到威胁，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但在日本宪兵充满杀气的目光中，认为租界内的台湾人一律都是恐怖分子，根本没有什么区别的。

最近，太明从南京接到三封信：一封是妻寄来的，另外两封是素珠和幽香寄来的，她们似乎已和太明的妻取得连络。太明贪婪地把信一封封地读下去，他和妻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妻虽然时常和他发生龃龉，但在现时这种如同地下生活的环境中，见了妻的笔迹，竟像浸入温泉中似地感到温暖。她用坚定的语气，告诉太明不必挂念家中的事，并且告诉他紫媛已经长大了，淘气得使她无可奈何，信内还附了一张妻和紫媛合摄的相片。充满青春活力的妻和许久不见益发显得可爱的紫媛，笑得非常甜美，这使太明对家庭的悬念豁然冰释。曾经协助他逃狱的两位女性，也都用兴奋的笔调，对他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太明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在他胸中踌躇多时的回乡念头，也因此获得决定；他和李商量的结果，李也赞成他暂时回台湾去避避风头。

五月将结束的某日，太明终于在杨树浦码头搭乘“嵩广丸”回台湾去了。混浊的黄浦江水掀起一阵漩涡，船身便渐渐地离开岸边，除了李之外，并无其他的人来送行，这使太明的行程显得异常寂寞。

“再见吧！大陆！以后不知几时再来了！”

当太明目送岸边的景物静静地向后方退时，胸间不禁涌起无限的感慨。

江水不停地从船舷缓缓地流去，突然，对面的潮水冲来一件物体，当它渐渐地漂近船侧的时候，太明仔细地看看，原来是一具俯浮着的男尸。无情的人世，竟连一具浮尸也没有人去捞埋。在宇宙悠久的历史中，一具浮尸原不过像一粒微尘而已！

“再见吧！大陆！”太明目送那无名的浮尸缓缓地向下游漂流而去，心中一再这样喊着。

这时，亘绵在江边的上海街景，已渐渐笼罩在暮色苍茫中了。

第四篇

. 【团栾】

回忆大陆的生活真像是一场春梦。太明回到台湾以后，心理上虽然安定了不少，但同时也使他感到相当麻烦，他在基隆上岸的时候，内心就发生这样的感觉。

他对于水上警察局和海关的检查，虽然没有遇到特殊的麻烦，但那种过于严密的检查，的确使人望而生畏的。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但心理上总难免有些恐惶，尤其当他站在刑警人员的面前时，全身不由自主地会战栗起来。在自由豁达的空气中生活惯了的他，这时宛如从辽阔的天空中，突然迷失于狭隘的岐途上似地，使他感到窒息；直到他搭上由基隆驶出的火车以前，这种感觉始终缠绕着他的周围。

在台北下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个目光锐利肤色微黝的男子，而且以后无论在公共汽车或茶室中，那男子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他到西门市场去购物，依然发现那男子在他的身边，因此他断定那男子一定是追踪他的。他心理很不愉快，便改变了在台北逗留的计划，匆匆地回家去了。

当他抵达那怀念已久的故乡的车站时，因事先并未通知家人，所以没有人来迎接他。谁知他到行李房去领行李的时候，站长去告诉了他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说是有人要他转告他，要他立即到派出所去一趟。

太明心理虽然很奇怪，但他也只得依照站长的话，到派出所去了。谁知他到了那儿，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派出所的警员对他很殷勤，只问了他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情形，这也算不得什么调查，不久，太明便离开派出所，迳自回家去了。

家乡的人见太明正当大陆风云日紧的时候安然归来，大家都喜出望外。村子里以前从未有过远涉重洋到大陆去的人，因此仅凭太明从大陆回来这一点，就引起村人一阵大大的骚乱，这些骚乱的人们心目中，大家都存着崇敬太明的心理。尤其因为他曾经担任高级中学的教员（这在当时台湾相当于高等文官），所以村人的骚乱益发厉害。不久，村子里便传遍了太明归来的消息。

从太明回家的那一天起，亲戚、朋友便纷纷地来探询中国大陆的情形，太明为接待这些人，弄得疲惫不堪。他回家的第二日中午，突然有一个警员来访问他，并且和他同进午餐。太明从抵家以后，心理上似乎总觉得有人在追踪他，因此那警员的来访，益发使他感到不安，他似乎觉得四周的环境，都在不断紧紧地逼迫他，使他感到窒息、苦闷，并且意识到家乡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安居乐业了。但那警员却不管太明心里怎么想，只顾自己问长问短，直等问够了才离去。

太明回家以后，周围所发生的事，并非每件都使的他称心满意的。不过，村子里的情形已和从前大不相同，一切显得焕然一新，而且极有生气：油加莉树已长得很高，马路也拓宽了，每天有四、五班公共汽车在这些宽阔的马路上驶过，虽然车身都很破旧，但却使村子里凭添不少现代文明的气息。此外，青年人也显著地增加了，他们都和太明不相识的，必须问起他们的家长，才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子弟。和胡家来往的人，也都各自有了变化，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鸦片桶已于三年前去世：阿三也接著于去年物故；阿四已戒绝鸦片，并且已和他的女婿一同离开本村；堂兄志达已不再当律师翻译，只在村子里到处游荡，谁也不愿意和他交往；父亲虽然年事已老，但精神依然相当健旺，尤其因为中医渐渐地减少，求诊的人越来越多，似乎比以前更忙碌；父亲的姨太太阿玉，也许因为在家中的地位已经稳定，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浓妆艳抹，一变而为辛勤操作的贤妻良母；哥哥志刚已被村人选为保正，颇有势力，也相当忙碌。

由于上天的安排与时代的变迁，村人也都改变了。只有胡家的大厅，依旧古色苍然地屹立着。太明走进大厅，燃起线香拜祭祖先，以无限感慨的心情，祈求爷爷的冥福。金箔斑驳的“贡元”匾额上布满了蛛丝，神龛上的金属饰物，发出黯淡寂寞的亮光，太明到大陆去的时候，曾经祈求祖先保佑他埋骨于江南，如今不得已重回故土，使他深感愧对先人。

太明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对于自己今后的出路，曾经做过种种打算。父亲曾这样劝慰过他：“做官虽然面子上好看，但切不可一味只想做官。”但太明如今不要说做官，就连起码的工作也成问题，因此生活异常苦闷。他在家里住了几天，感到无限地空虚和寂寞，使他觉得再也无法住下去。

那时，母亲正在妹妹家中，还没有和太明见面，太明起先原想把母亲接回来共叙天伦之乐的，但他回家一看之后，觉得母亲还是住在妹妹家里比较好。总之，一切须待见了母亲以后再作决定。他本想早些去看母亲的，但总懒得出门，这样一天天地拖下去，不料母亲和妹妹竟先回来了。

“哥哥真是太安逸了！”妹妹一见太明，连一句寒暄的话也不说，劈头就带着埋怨的口气说：“妈盼望得你好苦啊！”

“太明回来了，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这也是城隍老爷保佑的！”母亲一面这样说着，一面贪婪地凝视着太明的脸，又频频地用手去擦眼泪。

太明突然发现母亲手中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鸡和线香，妹妹的手包袱里还有一罐花生，她们大概是准备向“土地公”和祖先禀告太明已经平安回家了。太明感于母亲这种愚诚，不禁两眼一阵烘热，恨不得立刻伏在母亲的膝旁痛哭一场。为了自己在外面漂泊流浪，不知使母亲忍受了多少辛酸？想到这里，内心感到无限的歉疚。

当晚，父亲、哥哥……一家团栾，共叙天伦。母亲一向不愿意进阿玉的房门的，但为了太明回家，竟也打破往例；父亲因一家久未团聚，内心感到异常满足；只有阿玉一人没有在一起吃饭。她和母亲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仇恨，但总觉得有些合不来；太明对于母亲那种处处忍让的态度，寄予深切的同情。

那一顿晚餐相当热闹，太明一面嚼着最喜爱的花生，一面叙述大陆的风光。家人纷纷地问他苏州、西湖各地的情形，他因为没有亲自到过，所以回答得并不怎么令人满意；但一谈到上海、南京的事，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胡文卿非常兴奋，他只希望这一生能到大陆去观光一次；母亲始终眉开眼笑地听着各人的谈话；哥哥志刚夸说自己把一部分房屋改为日本式，并且已经铺了榻榻米；妹妹秋云虽然已做了母亲，但她听哥哥这样说，依然稚气未脱地从旁奚落他说：

“以后如果我要出门，一定要跟哥哥一块儿去了。”

“为什么？”志刚问。

“因为哥哥是保正呀！人家说，做了保正，连火车也叫得停，可不是吗？”

母亲见妹妹在挖苦志刚，连忙用仁慈的眼光望望她，意思是责怪她不该说那样的话。

“别胡说八道！”哥哥一面苦笑着，一面一本正经地抗议道：“那是从前的事，现在的保正还有什么特权？乘公共汽车也许还有优先权，可是，当个官儿，这点儿权利总该有的呀！”

妹妹经他这么一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总之，那天晚上，太明一家人前嫌尽释，直到夜间人静，还可以听到他自家庭间沉寂了多时的爽朗笑声。

太明决定暂时寄居在妹夫的广仁医院里。妹夫林岳东是个青年医师，富于理想，为人和蔼可亲。医院里的药价也比较低廉，因此他在附近农民之间的声誉相当好，他们都对他很亲密，并且称他的医院为“新医院”。太明在广仁医院住定以后，闲下来便帮着办办院中的事务，其实所谓事务，也无非接待一些病家以外的访客而已。

其间太明曾经发现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每天都有一些高级特务和警员，借着各种借口到广仁医院里来闲聊，以后他才明白，他们真正的目的并非参观医院，而是借此来监视太明的，连大陆方面寄来的信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想探悉写的内容。但是由于他们来的次数过多了，太明也就心安理得地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不过，彼此始终没有说什么真心话而已。那特务装着若无其事地告诉太明；希望他以后出门的时候，要事先向派出所报告。

后来太明因事要到南部去，他突然想起自己到处受特务人员的监视，反正没有什么亏心事，因此决定依照他们的话，到分局去报告。谁知他到了分所以后，那面熟的特务并不关心他出门的事，反而调侃地说：

“这点儿小事，何必特地来报告呢？”

他觉得异常扫兴。但当他准备出发的时候，才明白那特务对他的警告，并不是和他开玩笑的。他在高雄换乘去屏东的火车，在屏东下车以来，还要等下一班南下的车子。这时他走出车站，慢条斯理地在街上散步，当他在公园赏玩热带植物的时候，突然发觉身后有人在注视他，他回身一看，那人立刻敏捷地躲在树后去了，他大吃一惊，原来那人就是今天早晨在分局里遇见的警员。他顿时感到非常不安，连忙走回车站，火车一到站，他便抢先跳上车子，谁知那男子竟也坐在邻节的车厢里，而且一路上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太明这才明白他是来监视他的。

太明到分局去的时候，那特务故意和他东拉西扯，装作毫不注意听他报告的样子，但暗中却又来跟踪他，因此使他提高警觉，他在心里告诫自己：“以后必须安心工作，尽量避免人们注意！”

从那次出门回来以后，太明便不再在人前出现，整日守在家里读书；直等人们渐渐地把他淡忘以后，那讨厌的特务才不再来访问他，这才使他安下心来。但是，那时太明忽然又听说在大陆上的台湾青年，陆续被遣返台湾，并且一律送入监狱，这个晴天霹雳，又使他感到异常忧虑。

. 【“圣战”的爆发】

要发生的事毕竟发生了：芦沟桥的枪声，终于引燃了极度变化的危机中的战火！

对于事变的前途，各方的猜测不一，乐观派认为这可能和满州事变一样，将不致引起全面性的战争，因此他们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老年人大都持有这种看法。可是，当战火从华北蔓延到上海的时候，那些乐观的论调，顿时烟消云散了。事变终于在人们凝息待机的情况下，演变成两国之间的全面冲突，并且有一泻千里之势。太明面对这历史的大转变，感到愕然不知所措。

随着战争的进展，不久，台湾也染上战时的色彩；无论城市或农村，人们都以战事作谈话的中心；到处飘扬着欢送“出征军人”的旗帜；接着又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连穷乡僻壤也到处召开宣传“总动员”的演讲会。在那种情况下，户长当然不必说，就连家庭主妇、青年男女也一律动员，他们都必须听从乡长、校长和保正的指挥。

某日下午，太明和邻居的米店老板同去参加演讲会──那是一个关于“献金运动”的演讲会，为了“膺惩暴支”，呼吁人民献出所有的藏金。乡长和演讲人员都强调私自藏金的人不配做“国民”，并且以保甲长都知道保内藏金人的姓名，来威胁人民自动献出藏金，以免追悔莫及。

演讲会结束后，太明和米店老板慢条斯理地走回家去，前前后后都是刚从会场散出来的听众，三五成群地在街上走着。忽然听见前面两个人提高嗓子说：

“你说我的戒指？那玩意儿我从来没有戴过，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不行，不行！你结婚的时候，保正不是也来参加的吗？”

“可是，那是我的结婚纪念品呀！”

“给他们搜到可不得了的！”那主妇模样的中年妇人望着年轻的新婚女郎说。

她们突然发觉太明二人从身后渐渐地走过来，吓得立刻停止了谈话，加紧脚步一溜烟地走开了──她们大概误认太明他们是保甲人员了。太明心里非常难过，米店老板用台湾话向他呐呐地说：

“真是开新山卖老田！”

他的意思是：卖了老田去开垦新山，结果新山没有开垦好，老田却先卖光了。太明只微微地点点头，默然不发一言。二人沉默了片刻，米店老板又说出这么一句警语：“鞭长不达腹背！”

这话的意思是：鞭子虽长，却无用武之地。

“你的意思是说徒劳无功吗？”太明恍然大悟地反问道。

“胡先生！你是明白人。”米店老板深以为然地说：“中国广袤二千余县市，一省抗战一年，也可以支持二十几年。这好像大广场上捉老鼠，如果没有相当本领，恐怕老鼠没有捉到，自己倒先弄得精疲力尽了。”

说着，他又讲了许多中国历代的兴亡史，他的汉学修养似乎很有根基，因此说话时总喜欢引用一些富于暗示的语句。

“第三保保正开口‘圣战’，闭口‘非国民’，说起来头头是道，试问日本的正义到底在那里？”他愤愤不平地对先前的演讲会提出抗议说。

对于这，太明也无从回答，只是默默地走着。

“献金运动”使妇女们起了极大的恐慌。太明家中也为了捐献耳环的问题，妹妹和哥哥曾经发生争执。哥哥自从当了保正以后，便变成一个热心的战争支持者，对于“献金运动”，也表现得非常积极。他一当了保正，便立刻把自己的房子改造为日本式，家里还设了神龛，又增建了几间乡间罕见的榻榻米房子。夫妇二人时常穿着日式和服到“神社”去参拜，一切言行都模仿日本人的样子。事变发生以后，他像着了战争迷似地，率先替日本人担任先锋工作，一个人忙得到处乱窜。他为了表示保正对“献金运动”应起带头作用，不惜强迫自己家人捐献金器。秋云因为母亲迷信死后没有挂耳环的女人要做人家的奴才，她实在不甘愿拿出来。但志刚却半带威迫地一定要她捐出来，并且拿话来恐吓她，说什么：“给人家搜出来看你怎么办？”“你不拿出来，我就报告警察！”这种敌对的态度，丝毫不顾骨肉手足之情。结果秋云只得眼泪汪汪地让他把耳环拿走了。

某日，太明正在米店里和老板闲聊，突然有三个戴委任官制帽的日本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店里来。坐在门口休息的几个农民，立刻起身让坐，并且连声说：“大人请坐！”然后便悄悄地溜走了。这三个日本人，一看便知是米谷检查员，那些农民先前正在乱七八糟地批评“米谷管理法令”的不合理，所以他们一见这些人，立刻都逃跑了。他们正在谈论：“米谷管理法，是为了战时工业化，而想出来的毒辣的法案，是日本当局为榨取低廉的劳力，压低了米价，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劳动人口的手段。当局颁发了米谷管理令，而收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保护糖业，他方面则可大量获得劳力，政府把农民血汗的结晶所生产的米谷的代价，一半以上掠夺了。他们更穿凿到南部ヒ──スプラウ（深耕犁）事件。这个事件是个假借土地改良的名义，来实行榨取政策的。因为稻田若照命令，犁到所指定的深度，就不能栽种稻子，不管你答应不答应，都没有办法，只好种甘蔗。当时，日本官宪虽然用种种的手段来压迫农民，可是农民们勇敢地抵抗，而被关进牢里的也相当的多。这回用天皇的敕令，而且又是战时，不能随便抗命，恐怕除了含泪吞声以外，别无办法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谩骂当儿，恰巧那三个日本人走进来了。

米店老板畏缩地出来迎接这些不速之客。平常老板总是让懂日本话的儿子去招呼客人的，但那天恰巧儿子不在家，那些检查员见他儿子不在，显然就有几分不高兴。因为如果他那乖巧的儿子在家的话，少不得又要小心翼翼地招待他们一番了。

“什么？不在家？”当米店老板用生硬的日本话告诉他们儿子不在家时，其中一个检查员立刻满肚子不高兴地顶撞他说：“那么我们检查吧！”

检查员带着冷峻的面色向米仓走去，米店老板战战兢兢地跟在他身后。打开米仓一看，里面高高地堆积着四、五列米袋，那检查员望望老板的脸，不怀好意地拿起米袋旁边的米插，在米袋上刺了几下，然后走到米仓的一隅，和其余的检查员鬼鬼崇崇地说了几句话，突然又转对门口大声地喊着带来的脚夫，脚夫立刻把篾箩送进来，接着，其中一个检查员又用米插刺入米袋，把漏出来的米摊在掌心上检查，又故意乱七八糟地把米往蔑箩里一丢，米碰在篾箩的边缘上，撒满了一地，检查员们一面用脚去踩，一面又用米插在米袋的另一端刺了几下，然后说：

“你瞧！有石子！不合格。赶快把全部米重新筛过！”

说毕，昂然走出米店，其余的米也不检查了。

米店老板跟在他们的身后，吓得面无人色，他再三向他们求情，因为这批米不久便要装船启运，万一检查不合格，便无法交代了。

太明眼见这样的事，不觉义愤填膺，那米店总共有一千多袋米，但那些检查员只检查了十几袋，并且只在其中的一袋偶然发现一个小砂石子，便要老板把全部的米重新筛过，也未免太苛刻了。不过，那些检查员嘴里虽说不再检查，但却没有立刻回去，他们坐在店堂里，津津有味地喝着凉茶，显然还别有用心。这时，一个检查员正注视着院子里那个旧米臼，他走到旧米臼旁去看看，然后转对他的同伴喊道：

“是樟木的，上等货啊！（日人嗜好樟木的旧米臼做火钵）”说着，他又用手去摸摸。

“什么？樟木的？”那当“主任”的站起来走到米臼旁去看看，然后大笑着走回米店老板的身旁，对他说：

“喂！老板！把那米臼让给我好吗？”他说着，把两只狡狯的眼睛笑得只剩两条细缝了。

他所说的“让”，其实就是“送”。太明在旁边听着，心里肉麻得只想作呕，但他突然想起那旧米臼如果有助于那些米，倒也不妨一试。于是，他对老板耳语了一回，劝他把米臼送给那人。那老板和他的儿子大不相同，日本话既不大懂，为人又不够圆通，不过他听了太明的话，似乎也恍然大悟。

送了米臼以后，那“主任”的态度顿时便转变了，他笑着对老板说：

“这真对不住，想不到你这老头儿倒还通人情！”接着他又转对部下使眼色说：“今天就这样算了，检查合格了！”

那些听话的部下也不再检查，立刻在所有的米袋上盖了“二等米”的检查印。接着，老板又请他们喝酒，并且坚拉太明作陪，太明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为了给老板当翻译，也只得和他们同席。

那些检查员灌了几杯黄汤以后，便开始胡言乱语，其中一个说：

“当检查员最苦的是植物检查员，最好的是砂糖检查员，糖厂里不但有酒喝，而且还有女人陪……”

“对了！”另一个说：“不过说起酒，最好还是啤酒。”

啤酒和女人，这两样这里都没有，他们的意思当然是还想上酒家。

“多么讨厌的家伙！”太明心里这样想。

可是他们既然已经说出口，绝不会轻易收回的，最后老板只得又请他们上酒家。他们酒醉饭饱以后，这才东歪西倒地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去了。

“圣战！圣战！今天那些检查员的行为，与圣战究竟有什么关系？新闻纸上把中国人比做杂草，夸赞一支日本刀砍了七十多人的虐杀行为为英雄！这就是圣战吗？”当晚太明回家以后，心里老是思索着这个问题，整夜不曾安眠。

. 【强征】

不久，太明又从妹妹那里搬回自己家中。哥哥志刚依然埋头于“新体制”，拼命设法改善生活；但他的所谓“新体制”，也无非造了一间新浴室，添制几个香喷喷的桧木浴桶而已。此外，他认为红色太中国化，因此把家中的墙壁都漆成日本风味的颜色，甚至连厕所也改造为日本式的。

“你看我的家怎么样？”志刚迎接着久别重迎的太明，得意地问道。

太明因为知道妹妹时常毫不留情地批评志刚的“皇民化生活”，曾经惹得他生气，所以不愿说什么批评的话。志刚更得意洋洋地大谈其苦心改善生活的经过，就像对保民训话似地。

“中午我请你吃日本饭。”他说着，随即端出两碗日本面，一面喝着面汤，一面说：“这汤的味道怎么样？你到过日本的，一定知道日本的口味，这味道还不坏吧？”

“日本的口味我早就忘记了。”太明说到这里，又怕刺伤哥哥的自尊心，于是立刻改口道：“不过，大致也和这个差不多吧！”

“真的吗？”志刚非常得意地说：“我想一定是的。”

太明对于如此浅薄的哥哥，内心不觉发生无限怜悯之感。

太明回家以后，有时在院子里慢条斯理地散散步，有时到大厅里去看看。大厅正中已设了日本式的神龛，并且挂着日本画轴，但那画轴却显得非常贫弱，和高大雄伟的建筑物配合在一起，总觉得有些不调和。他从家中走出来，漫无目标地在乡间的小路上踱着，不知不觉间竟走到街上。街上的男女青年，都不约而同地穿起“国民服”和“战时服”，台湾装和汉服已被视为“敌性”的服装，因此布店和西装店都利市百倍。

太明无论在家里或在街上，心里总觉得很不自在，就是置身于那些狂热的群众之间，也决不致于受到别人的感染。这种冷僻的个性，益发使他沉沦于孤独的深渊之中；周围的亲人──尤其是母亲──对于他这种颓废沮丧的神情，都异常耽心。每当他独自闷在房中沉思的时候，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带着充满慰藉、慈爱的微笑，轻轻地喊着他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太明便明白母亲心里所要说的话了。母亲在很久以前──远在太明到大陆去以前就有一件事想劝太明，最近她又旧事重提，她用无力的微笑掩饰自己的心事，轻轻地叫了一声：

“太明！”然后又嗫嚅地提起那件事：“你还没有打定主意吗？我看你还是再娶一个吧！”

母亲并非不知道淑春和紫媛的事，不过，她认为现在大陆上战火正一天天地弥漫扩展，她们也不一定会平安无事的，纵使她们都很平安，将来依然可以团聚，其实一妻一妾，也算不了什么惭疚的事。

可是，太明对于母亲所说的“再娶一个”，内心有一种难言的抗议。母亲当然不会有什么恶意的，她是一个旧时代的女性，思想自然比较陈旧些，但太明对于她的意见，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他在未明白妻的行踪以前，是绝对不愿意再娶的；这与其说是由于对妻的感情，毋宁说是由于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更为恰当。每当夜阑人静孤灯独处的时候，他常会想起妻，内心异常烦恼，但却无可奈何。

“还是耐心等待吧！”他自言自语地勉励自己。

他翻开一本“墨子”读着，墨子的非战论比孟子的和平论更为积极，论旨明快，令人越读越心神舒畅。墨子毕生竭力抗衡历史的悲剧，但他的学说在战国时代的社会情势中，只像滚滚浊流中的一滴清泉而已。无论墨子怎样力竭声嘶地呼吁和平，但他个人的力量究竟是太微渺了！

太明合上“墨子”，心中思索着知识分子悲惨的共通性。他认为凡是有良心的人，心目中必然经常存墨子；可是，古时的那些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时代，总是被遗弃于历史之外，而徒自悲伤愤慨，那些人其实只是漂浮于历史洪流中的无根的浮萍而已。太明又想：从前的老、庄、陶潜等人，也许还可以避免卷入历史的洪流，但现代人却不可能。在现代这种“总体战”的体制下，个人的力量几乎已等于零，无论心中愿意与否，在“国家至上”的命令下，任何人都难逃卷入战争漩涡的命运。老、庄和陶潜的智慧，对于现代的社会，已经失去规范的力量了……。太明这样想想，那样想想，思想此起彼伏，整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个可怕的变故发生在太明的身边：他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要他参加海军作战。当时台湾青年一批批地被征去当壮丁或军夫，太明事前虽然早已预料到这样的事，但当他看到那命令的时候，全身不由得战栗起来，内心复杂的激动，再也无法平静下去。他尽量装着镇定的态度，走到母亲的房里，并且竭力避免用刺激的语调，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母亲。

可是，无论他怎么绕圈子说话，事实终究是事实，母亲听了以后，顿时面色大变，半晌说不出话来。隔了一会，她突然大哭大嚷起来：“天啊！这世界真是太无天理了！”

太明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母亲才好，只告诉她在墩头湾登陆的军队都很平安，想藉此减轻母亲的痛苦。

太明出发的那天，乡公所特地召开了一个欢送会，除太明之外，还有两个青年同时应征入伍，他们都是有相当学识的本省青年。首先，由镇长上台致了一段陈腔滥调的欢送辞，继由出征军人轮流登台演讲，他们虽然都慷慨激昂地披沥自己的志愿，可是，各人都不免隐隐地带着感伤的神色。太明闭上眼睛，心不在焉地听着，就好像和他毫无关系似地。不久便轮到他了，他实在不愿意上台演讲，但会场中那种既经安排好的程序，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太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讲台，他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但当他走到台上，面对着会场中挤得水泄不通的无数听众时，感到有一种压力侵袭着他，只得机械地开口道：

“诸位！”说着，他向会场中环视了一周，突然在后排的位置上发现哭泣的母亲，不觉怔了一下，他竭力保持镇静。接着说：“诸位！我对于今天盛大的欢送会非常感激，我一定尽我的智慧去干！”

他只说这样几句含糊话，便行了一个礼走下台来，因为他知道如果再说下去，便会说出违心之论来了。听众原以为太明一定会说得更长更热烈的，谁知道他只说了这几句话，便匆匆地走下讲台，大家都非常扫兴，呆呆地望着他，过了好一会，才像猛醒似地传出一阵怒潮般的掌声。

. 【人间悲剧】

飞机在天空中发出浑浊的呻吟，天气显得越发燠热，汗水不断地流出来，就像永远流不玩似地。

入伍以后的太明，不久便被派遣到广东去。广州市内虽然大致已经安定下来，但居民依然像惊弓之鸟，度着惶惶不安的日子。太明腰间挂着不习惯的军刀在街上走着，他所遇到的居民，都似乎对他怀着愤慨的敌意。太明很想对他们表明自己的心迹，但那究竟是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也不一定能博取别人的信任，因此反不如保持痛苦的缄默好些。

某日，太明在街上经过，突然在烈日似火的桥边发现一个魁梧的男子，他的全身被铁丝捆绑着。当时广东各地的秩序，虽然大都已恢复，但不时仍有纵火、盗窃和暗杀等事件发生，那男子或许就是这一类的人物。他曝晒在烈日下，频频向行人投以哀怜的目光。他的肉体上留着许多挣扎过的痕迹，看样子似乎曾经试图脱逃。但行人经过他的身边，都装作视若无睹的样子。那男子的身旁竖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新鲜的墨迹写着盗窃的罪状，文中并以威吓的字句昭示大众：“作恶者一律与该男子同罪。”可是，在那男子的表情中，却可以发现某种良善的秉性，和他身旁那木牌上所记的罪状对比之下，令人对他引起无限的同情。

“怪可怜的……这样绑着不是活活地要折磨死他吗？”太明心里这样想着，连正眼也不敢看他一下。突然，那男子从太明的目光中，发现他对他表示同情的神色，他的嘴角掀动了几下，像要向他诉述什么，但由于体力过于羸弱，以致无法听清他所说的话。

太明从那男子的口音推测他的籍贯，认为他可能是湖北或山东一带的人，总之，他绝不是本地人。太明觉得他很可怜，因此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发现附近没有什么人，连忙拿起身边的水壶，塞在那男子的口中，那男子带着无限感激的神色，狼吞虎咽地喝着水，连说话的时间也没有。

“喂！不行！”

这时，太明突然听到对面有人这样喊着，样子像是日本兵；他连忙缩回水壶，准备离开那儿，但又不忍这样撇下那男子，总想找些什么东西送给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仁丹盒子。匆匆把剩余的仁丹全部倒在那男子的口中，这才依依地离去。他想：那男子在饥渴和溽暑的双重煎熬下，不久也许就会干渴而死，自己给他的这点小惠，恐怕终究救不了他的生命，可是，在他临死以前那段短暂的生存时间内，自己给他的那些水和仁丹，至少也是他生命上的一滴甘露。太明这样想着，心里倒也获得一些安慰。当晚，太明回到宿舍里，对于那男子充满感激的眼神，仍然念念不忘。

某日傍晚，太明因天气太热，走到土堤上去散步，草地上正有三个士兵在喝酒。

“喂！军属！”他们向太明招呼道：“来喝一杯吧！”

太明因他们三人的人缘都还不错，所以便过去参加他们。不久他们喝得酩酊大醉，便开始谈论女人的事。

“不过，广东女人的贞操观念也太深了。”一个中年士兵把自己某次行军归途中对广东乡下女子所施的暴行向大家报告道：“我对她说了许多好话，她还是不肯，后来我把剑拔出来吓他，她便不敢再强了。我心想这真是好机会，正想动手，谁知道她突然又逃跑了。他妈的！她逃得可真快，好容易弄到手又给逃跑了，真他妈的泄气！”

他说着，脸上露出不胜惋惜的神色。

“我的事儿比你们的有意思得多。”另一个士兵舔舔舌头，报告他的经过说：“我们在华中乡下搜索敌人的时候，有一次，突然发现麦田里有什么东西在乱动，我心里很奇怪，走过去一看，里面好像有人的声音，而且还有年轻女人的声音，我心头卜卜地跳着，钻进麦田里去一看，女人和小孩差不多有三十个，她们见了我都吓得只打哆嗦，那回子真他妈的够劲儿！可是，事后我们队里有一个战友，怕她们把事情泄漏出去，一枪就把那小姑娘给干掉了。刚刚快活了一阵子，马上就把她们干掉了，真他妈的罪过！”

太明听到这里，不觉酒也醒了。这些士兵平常还算比较规矩的，想不到也会干出这种兽行来，因此太明对他们的印象，立刻起了一个极大的转变。

“我们刚进南京城的时候，”另一个青年士兵也表示不输于那中年的士兵说：“难民区里有不少金陵大学的女学生，又白又嫩，要什么样子的只管你去选，她们比广东姑娘可强得多了。不过，我们先锋部队的士兵都是些年轻小伙子，谁也没有下手，听说后来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家伙，个个都捡了便宜，真可惜！”

“来得早的总占便宜的，刚沦陷三天全是咱们的天下，以后宪兵来了就不行了，所以老实人总是吃亏的。”

“谢谢你们的招待！”太明实在听不下去了，向他们道声谢谢，便像遁逃似地离开那儿。

他一面走一面心里这样想：战争！战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着，他又想起战争背后隐藏着的那些惨无人道的罪恶，顿感坐立不安，几乎快要疯狂了。

又过了几日，有一天，太明所属的部队逮捕了八名“抗日暗杀”的嫌疑犯，名义上虽然是嫌疑犯，但一经逮捕，他们的命运便早已决定了。审问的时候由太明担任翻译官，他们都非常勇敢和坚定，不为威迫所屈，而且视死如归，但审问的结果，并无确实的证据，那审问的军官显得有些着急，最后终于怒不可遏。这批青年被捕的原因，只是为了他们的手上有些油渍，审问的军官坚决地说是枪油。太明曾经以可能是机油为理由，主张再慎重调查，但那军官却不答应，他一定要把那八名“抗日暗杀”份子判处重刑。太明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提供意见的自由，因此便不再说什么。

“审问完结！”那军官吆喝道：“一律判处死刑！”

太明听了他这样的宣判，黯澹的心灵不禁碎成片片。

以后，“抗日份子”继续不断地被捕，照例审问一遍便宣判死刑，其实“逮捕”就等于“死刑”。太明每次担任审问的翻译工作，渐渐地对此感到相当痛苦，每当他眼见那些爱国青年从容就义、舍身殉国时所表现的至高无上的勇气，使他感到莫大的威胁。他们临刑时虽然非常镇定，但太明的精神却发生了激烈地动摇，良心上也遭受极大的谴责！

某日，发生了一件使太明的精神感受严重刺激的事：那天他们逮捕了十名救国义勇队的“暗杀人犯”，队长是一个年仅十八九岁的英俊少年，他在受审时所表现的态度，比以前的任何“暗杀份子”来得强硬：

“你属于什么部队？”

“救国义勇队。”

“队长是谁？”

“不知道。”

“你担任什么职务？”

“中队长。”

“什么阶级？”

“少校。”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师范学校。”

“你的部下有多少人？”

“……”

“你的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

“要杀就杀，不必多问！”

说着，那青年哈哈地大笑起来，充分地表现出有敌无我的精神。

当天下午，那批青年都被执行死刑，连昨天一共十八名。他们被押进一辆囚车中，后面由一辆乘着武装士兵的军车压阵，六架轻机枪紧紧地对准这批俘虏的背心，枪声发出凄厉的黑光。

太明和监刑官同乘在另一辆汽车中，跟着前面的车子直向刑场驶去。郊外通刑场的道路曝晒在炎夏的烈日下，柏油发出眩眼的亮光。不久，全队人马抵达目的地，囚犯依次从车中押下来，排成一队，前面是一条大濠沟──那就是他们的墓穴，他们都被强迫着跪在墓穴前面。

行刑的时间到了，跪在墓穴前面的囚犯已面临死亡，他们一动也不动，都伸长了头颈，静静地等待着最后的瞬间。

“嘿！”突然一声尖锐的吆喝，震撼了周遭的空气，日本军刀在烈日的反射下挥舞着，闪出眩目的白光。就在这一霎那，只听见一声沉浊的声音，一颗头颅脱离了躯体，滚落在墓穴中；那失去头颅的躯体，接着也摇摇幌幌地倾跌下去。头颈的切口处，顿时喷出紫黑色的鲜血，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不一会，满地染遍了鲜红的热血！

随着刽子手一一地执行过去，太明全身感到一阵阵的恶寒，他竭力撑支着将要瘫痪的身躯，但那恶寒终于禁不住使他混身栗栗地颤抖起来。最后轮到那暗杀队队长处刑了。

“军属！”那队长突然用尖锐的声音向太明喊道。

太明边颤抖着走向前去翻译。

“不要刀砍，用枪决！”那暗杀队队长要求说。

“不行，浪费子弹。”

“那么，墓穴给分开吧。”

“不成，只掘了一个。”

“……”

“其他有什么遗言没有？”

“没有，那么，好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请给我一支香烟！”

他的神态非常镇定，毫无惧色，这个要求终于被接纳了。太明燃起一支香烟，塞在他的嘴里，他津津有味地吸着，口里吐出一缕缕白烟。抽完以后，他用极干脆的口气说：

“不要眼罩！我是军人！”接着他又喊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又只听见“嘿！”地一声吆喝，那队长的头颅便脱离了肢体，骨碌碌地滚到沟穴中，接着肢体也倾跌下去。这一瞬间，太明只觉得眼前一片昏黑，一阵寒风直向他迎面逼来，顿时昏厥过去。他似乎听见有人在背后骂了一声：“不中用的东西！”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晚，太明便发着高烧不能起床，热度高到四十度左右，意识昏迷，口里不停地发出呓语。这种状态继续了一星期左右，依然丝毫不见好转，最后终于被送进陆军医院去了。

太明的病因，完全由于精神受了过度刺激所致。他在战地曾亲眼看见许多怪现象，接着精神上又遭受强烈的刺激，再加肉体上的疲劳，已使他精神和肉体的负荷失去均衡。加之刑场上目击的惨状，对于脆弱的他，实在是一种过度强烈的刺激，因此他一经病倒，一时便不容易复原。

“送他回去吧！这样的人留在战地也没有什么用处。”军医这样的一句话，便决定了他的命运。于是，他终于被送回台湾了。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天气，遣送船静静地下了珠江，稍稍康复的太明伫立在甲板上，眺望着逐渐向后方退去的广州街景。算起来，他应征入伍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他看起来，似乎已有无比的久长。现在，他虽然重新迎接着和平的时日，可是，战云依然密布在每个人的头顶，纵使其中有人能享受和平，但那究非真正的和平，说不定什么时候，他或许又会被卷入战争的漩涡。想到这里，太明感到异常不安。

. 【复原期】

太明回到台湾以后，暂时寄居在妹夫林岳东的广仁医院里。他因自己是为了生病而被遣送还乡的，在熟人众多的乡里之间，总觉得难免有些人议论。因此，他决定暂时不与任何人接触，独自在家里静静地休养。

由于生活体验的突变而颓废疲劳的太明的精神，在和平的故乡风物陶冶中，已渐渐地恢复健康了；不过，肉体方面似乎尚未完全复原，所以依然不能做事。加之广仁医院还算清静，但出入的人却很多，因此精神仍不能安静，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不久便回家了。对于太明回家感到最欣慰的，当然是母亲，她好不容易从战神手中夺回自己的爱子，以后无论如何不会再放走他了。她并且打算在太明恢复健康以后，再向他提议搁置已久的婚事，她希望这一次一定要付诸实现。她唯一的愿望，就是爱子早日成家立业，好让她享受和平幸福的暮年。

太明回家以后，由于故乡风物和骨肉温情的陶冶，病体虽然不久便已复原，但精神方面却渐渐地感到有些郁闷。某日，太明到保甲办公处去访哥哥志刚，恰巧乡公所的秘书东先生，和附近四、五个所谓知识份子，正在那里高谈阔论。他们都已改用日本姓名，东先生原来姓陈，他把“陈”字除去偏旁，改成新姓“东”。太明的哥哥志刚，也把“胡”字拆为二字，改姓日本式的“古月”。他们彼此互相称呼“东样”、“古月样”……，藉以满足他们的“皇民意识”；同时，这样一来，在处世方面似乎也可以方便些。

东先生一见太明，立刻发挥他那圆滑机灵的本性，先把胡家的门楣和太明本身尽情地赞誉了一番，然后怂恿太明说：

“……所以，太明兄！我看你还是跟你哥哥一样，赶快改个姓吧！”接着，他说：“本来初改的时候，难免有许多不便的地方，有一次我到县城里去，那个少见多怪的秘书替我介绍县长的时候，说我这“东”的姓是新改的，又说我本来是姓陈，当时我心里就很不高兴。可是，平心静气地想想，这不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而已，也是无法可想的。我们为了后代子孙着想，熬过这段过渡时期，就可以做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了……”

“胡先生恐怕还不太明白这个问题的重点吧！”第一保保正见太明似乎无动于衷，便从旁插嘴道：“小孩子一到进中学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到那时恐怕不管怎么样保守的人，也非改姓不可了。”

因为，据说不改姓的学生，入学考试的录取率极低，纵使侥幸录取了，将来学校方面依然要强迫他改姓的。

太明听了他们的“改姓论”，不由得想起日人“物徂徕”改姓的故事：“物徂徕”因醉心于中国文化，竟改用中国式的姓名，但后世学者却对他大加非议，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除自身以外一无所有，则绝不能藉改姓而取得新的人格。至于像这里那些家伙的改姓，他们的动机则更加不纯正了。

当时国民学校的低年级学生之间，曾经流行着这样一首讽刺改姓的歌谣：

阿卡泰，大头鱼　　　　便所蝇，アカタイ

枯搜巴邪，红头蝇　　　赤鲷の改姓名

改名换姓做皇民　　　　保正だつて构わね

不怕鬼不怕神　　　　　便所蝇，アカタイ

那怕保正小威灵　　　　便所蝇，アカタイ

阿卡泰，大头鱼　　　　アカタイ，アカタイ

枯搜巴邪，红头蝇

这首歌谣小学生们唱起来很有节奏，那是讽刺那些改姓名的人和“国语家庭”（系指日语的家庭）可以获得实物配给，和偶尔还有赤鲷（红头苍蝇是最使人讨厌的东西，赤鲷是日人认为最名贵的鱼类）的特别配给。太明每次听到这种歌声，对于那发自赤子之心的尖酸刻骨的讥讽，总觉得啼笑皆非，感慨万千。接着，他又想起嫂嫂时常用在保甲学校里学来的生硬日语去接待客人，以至谈话半途弄得面红耳赤而逃回房里去的情景，这益发使他相信“红头蝇”也罢，“赤鲷”也罢，台湾人这种“皇民化”的努力，到头来无非是一出人间活剧而已。

以后，又发生这样的一件事：那时太明的母亲为了自谋生活，准备在自家附近种植蔬菜，开始以后，觉得很有兴趣，于是又继续开垦一些新地，太明也从旁协助她。除蔬菜以外，又种了三十几株香蕉苗，香蕉苗在新垦的土地上，成长得特别快。

某日，太明正在不厌惮烦地巡视自己苦心栽培的香蕉苗，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大声地喝道：“喂！这些香蕉苗是你种的吗？”

太明回头一看，原来是水利合作社的视察员──他以前当过巡官──太明见他这样问，便回答一声：“是的。”谁知那人竟大打其官腔，说那边一带的土地是由水利合作社管理的，老百姓不能任意在那里垦植。但实际上，那山地分明是胡家的产业，因此太明并不怕惧，只把事实向他说明，不意那视察员竟强词夺理地说什么只要山谷里有流水，便可把它视作河川，河川当然是由水利合作社管理的；并且声言河川附近树木，也属于水利合作社的产业。

当时一般民众对于水利合作的各种措施，一向啧有烦言。因为他们把一切和水有关连的事物都认为是课税的对象。那男子的来意也不外乎此，他无非想以种种借口，对太明所种的香蕉课些税而已。而视察员为了要制服太明，竟不惜卖弄他那有限的法律常识，企图使自己不合法的勒索变成合理化──这原是那些不法之徒的惯技。太明听了非常气愤，便和他据理力争。那视察员见他竟敢反驳，才知道太明是个不易对付的人，和普通的老百姓大不相同，当时嘀咕了他几句，便掩旗息鼓地回去了。

谁知过了几天，太明忽然接到水利合作社的通知书，内容是关于废止池塘和池塘特别水租方面的，并且以增产为理由，要太明把池塘填没，改作水田。该社指定的特别水租是十七元五角。太明看了那通知书以后，不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特别水租每年须缴纳两次，共计三十五圆，但那池塘改作水田后，每年最多只能收获稻谷一千斤左右，依照公定价格，仅值九十二元五角三分，除去三分之一缴纳特别水租以外，还要缴纳普通水租，试问种田还有什么利润？此外再加地租和垦苗费，结果比购买新田还要贵；何况那池塘又不是正式养鱼池，无非是个贮存应急灌溉用水的蓄水池而已。那池塘填没以后，下方的四、五甲稻田，势将变成干涸的“向天田”。水利合作社的无理的要求，根本没有把业主的利益放在眼里，因此太明决定亲自到水利合作社去交涉。

水利合作社的社址，是一幢气派十足的二楼大厦，比起那些乡公所神气得多了。──那是以非法的苛捐杂税的名义，榨取民脂民膏而建筑起来的。太明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告诉一个年轻的台籍办事员。那办事员的态度非常傲慢，他说增产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因此不能顾及个人的损益，凡是不愿合作的都不配做“国民”。他的理由虽然不同，但那种命令式的口气，却与那视察员如出一辙。这种口气是太明平常最讨厌的；台湾人欺侮台湾人，还要抬出“非常时期”的大帽子来压人。太明当然不能就此甘休，但那事务员蛮不讲理，太明只得鼓足勇气去见社长。

社长是个乡间的退休县长，年纪五十开外，精神相当充沛。他和那年轻的办事员不同，似乎比较通情达理些，太明把有关土地和水利的事，对他详细地说明一番，接着又说了许多任何人听了都会表同情的理由。那社长“唔，唔”地听着，似乎略有妥协的意思；不过，他说增产计划是远大的方案，即使土地情况不适于改作水田，依然有缴纳水租的义务。太明又把话题转回到本题上，对水利合作社的措施大加批评，也许这事刺伤了那社长的自尊心，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并且撤回前言，坚持主张填没水池。太明觉得自己激怒了他固属不智，但深信自己所说的话却丝毫没有错误，他不愿为了挽回那社长的情绪，而歪曲自己认为正确的真理。二人终于争得面红耳赤，那社长甚至声言：为了贯彻政府方针，纵令下方的水田全部变成干涸的“向天田”也在所不计。这分明是一句暴言，这样一来，便不可能再有妥协的余地了。太明顿时起身想走，也许那社长见他态度过于坚决，立刻又把他叫回来，自动协议减收水租，并且在一、二年内池塘仍准贮水。太明听了这话，深感大惑不解，那老奸巨滑的家伙竟如此诡谲善变，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答应他呢？难道这也是什么“政治手腕”吗？

太明走出水利大厦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七、八幢漂亮的宿舍，并且听到宿舍里的留声机，传出一阵阵当时茶室里最流行的低级日本歌曲，他想：原来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来的血汗水租，竟浪费在这种场所，想到这里，不禁义愤填膺。

他猛然抬起充满愤恨的视线，只见白云悠悠，正逐渐移向浴于微弱无力的严冬夕阳中的次高山的山顶，令人有心神恍惚，惴惴不安的感觉。

. 【慈母之死】

战时一年的时间，几乎等于平时的一百年，一切事物都以惊人的速度和压力在改变，连历史传统根深蒂固的台湾民情、风俗，也不能例外。首先，义民庙的“拜拜”已经废止了。平时每逢七月中元，十四个乡镇的数万居民，都聚集在枋寮的义民庙，供上一千多头牺牲猪羊，热热烈烈地举行“拜拜”。但今年却连地方戏也不准上演，就像烟消云散似地显得冷落凄凉。其次，农历已经改为阳历。太明的家庭也为了配合时代激流，改过非常时期的阳历新年，但那仅是形式上的新年，毫无真正新年的情趣。母亲心里总觉得有些不满，因此到了农历新年，她又私下做了一些年糕，重新祭祀祖先和妈祖。

此外，在高喊“增产”声中，到了耕耘时期，当局严令推行“正条密植”政策，因未励行这种政策而被警察局传去百般刁难的农民，比比皆是。他们一经传出去，不是挨打，便是罚跪水泥地（一小时以上），但这种措拖，只有促使农民与检查机关的技术人员或乡公所的职员之间，时时发生争执，例如实施“正条密植”的田地，乡镇人员要用尺去测量作物的间隔，如果不按照“纵二十一糎，横二十糎”的规格种植，他们便枉加指责。有一个老农，从童年开始种田，一直种到七十岁，凭他自己的经验，深知自己的田地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种植，才能获得最多的收获，那是无法变更的。但视察人员用尺测量过后，认为不合规定，便向他大打官腔。那老农向他详详细细地说明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如何正确；上田和下田的情况怎样不同，不能一律依照办理；以及通风不良的低洼田地，如果过于密集种植，结穗时容易发生稻热病；和没有相当间隔，稻茎不易成长等理由，希望能按照自己的办法去做。太明时常替他当翻译，认为老农的话相当有道理，但政府官员置若罔闻。

“不行，不行！”最后他们威吓他说：“不照规定绝对不行。赶快改正！不然的话，明天到县政府来！”

他们一切只知道依照“规定”办理，事实如何从不过问，他们要把所有的事物，硬生生地捺入“规定”的模型中，纵使因此而得到相反的结果，也在所不计。老农对他们这种顽固的头脑感到极不耐烦，只得咂咂嘴，把犁头放入田中，挥鞭赶着耕牛，把一列列刚插好的稻秧，践踏地乱七八糟。太明见老农因慑于官员的命令，不得不用自己的犁头，忍痛把自己刚插好的秧苗全部铲去，不禁寄予无限的同情。

“好了，咱们走吧！”官员这才心满意足，准备离开那里；但顷刻之间，似乎对这种惩罚方式有些过意不去，于是转对太明谄笑道：“老头儿真顽固，那边的那些小伙子大概会懂些事吧！”

在这样雷厉风行的取缔下，所有的稻田总算按规定整理得像棋盘一样的整齐划一了，官方颇为洋洋自得，但结果却没因此而获得增产的效果。虽然如此，官方依然固执自己在案头计算出来的增产目标，如果实际收获量达不到这种目标，便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因此农民对于这种无理要求，莫不怨声载道。可是，增产要求却越来越苛刻，把农民压的喘不过气来。到了四月，当局忽然下令要台湾全境输出食米一百万石。

那时民间流行依据谚语：“四五九月，人情断绝。”意思是说：每年四、五、九各月，农村经济枯竭、所以人情也淡薄了。通常人民插完秧，偿清债务以后、便一面灌溉、除草，一面撙节生活，期待着欢乐的收获时期。四、五月之间，田圃呈现着一片青葱颜色，未来的收获虽然屈指可期，但生活却相当艰苦。因收成的丰歉全赖天候而定，所以农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天候，他们一面祈求风调雨顺，一面引颈鹄候收获日期。不料官方却在这样千辛万苦农民头上，突然下了一道输出食米一百万石的命令。城市里早已传遍这个消息了，但农村似乎还不大清楚，所以即将蒙受最大损失的农民，反而闷在鼓里；等到城市里的消息传到农村以后，整个农村充满着焦虑不安的气氛。

某日，太明正在花生园里除草，附近三、四个农民正聚在一起谈论有关城里食米输出的流言：“听说城里已经买不到米了，到处的米店都是空的。”

他们的意见颇不一致，有的认为无论食米怎样缺乏，别的地方一定总可以买得到的。不过食米问题的严重性，殆已无疑。当晚，母亲告诉太明，最近时常有人到村子里来偷甘薯。太明认为这事和食米缺乏有关，但把日间在花生园里听到的话告诉母亲。

“这怎么得了啊！”母亲听了立刻惊叫道：“不过，太明！你爷爷在世的时候，时常说：‘年年防饥，夜夜防盗。’他最恨把米谷之类的东西，随便丢弃在外面，一定要把它收拾得妥妥当当，每天晚上还要亲自检点门户。尤其到晚年以后，每年总要贮存一些食米，以防万一。妈也跟他老人家学会了这种习惯，所以我们家里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接着，她便叙述爷爷的祖父时代中国闹大饥荒的故事：那时到处发生暴动，只要一发现炊烟，暴徒们便来抢劫。但爷爷的祖父见了那年收成的情形，便预料到要发生饥荒，所以早就准备应付四五九月的难关；他把糙米混合红土做成“土角”，贮藏在墙壁的夹层中，暴徒们几次来抢劫，都没有被他们发现，终于平平安安地渡过难关。

但母亲过于饥荒依然相当担心，她抑低声音和太明商量道：

“可是，太明！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太明为了使母亲安心，便告诉她：朝鲜和九州北部一带虽然收成不好，但日本的政治比较上轨道，不至于造成饥荒的。可是，母亲似乎仍然安心不下来。

某日，保正志刚从“食米供应会议”回来，向村人报告会议的结果，他说：会议决定每人每日配给食米一合，其余的米全部供应输出，违者一律以“非国民”论罪，从严惩处。这消息一经传出，全村立刻恐慌起来，经过一番详细讨论之后，决定供应糙米一部份，其余的米设法隐藏贮存。村人顿时开始忙乱起来：有的把米磨成粉做成糕，有的把米蒸熟做成饭干，有的埋在地下，有的藏在池底……。各人为了家庭的生计，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呢？阿茶也跟着村人想尽办法把糙米贮藏起来，只有太明一人没有参与其事。

过了四、五天，搜索队终于巡回到各保来了，警察、政府官吏、青年团团员……，成群结队，挨户搜查。当搜索队到达太明村子里来的时候，村民们个个提心吊胆，暗中合掌祈求“妈祖”和“义民”菩萨庇佑。有些胆子较大的，一面派人守望村口，一面把粮食偷运到树林或竹丛去，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种大规模的偷运食米，对于那些搜索队正是一个极好的讽刺。

搜索队到太明家来搜查的时候，起先并没有发现什么，后来有一个官员说：

“那个堆甘薯的地方很可疑。”

阿茶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面无人色。于是，有一个青年团团员大摇大摆地走到甘薯地旁边去搜查。

“有了，有了！”他高声地喊道。

各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那边，那青年团团员得意洋洋地把搜出来的煤油箱，高高地举起来给大家看，那煤油箱看上去很沉重，里面装的什么？当然可想而知了。

那官员狠狠地用台湾话骂“好不怕死，非国民！”接着，一行人洋洋得意地把煤油箱搬出来作为战利品。阿茶最初心里非常害怕，这时突然胆子一壮，用低沉而充满愤恨的声音骂他们是“白日土匪”。那些挑煤油箱的青年团团员听了，顿时面色大变──那与其说是愤怒，毋宁说是突然受到冲撞的困窘──但结果他们还是默默地挑着煤油箱走了。临走时，那些官员又对志刚嘀咕了几句，不知说些什么？

当晚志刚回到家里，大大地把母亲责备了一顿。

“哥哥！”太明忍不住插嘴庇护母亲说：“米不是妈藏的，是我藏的，你别老是怪着妈！”

但志刚还是喋喋不休，于是太明反问道：

“那么哥哥自己家怎么样？难道你一点东西也没有藏吗？”

志刚连一句话也说不来，他当然早已藏了粮食的，不过因为他是保正，可以免予搜查而已。他这种利用职权隐藏粮的行为，真实比一般人更不道德，他因为自己有这种缺点，所以嘀咕了几句便走开了。

“短命鬼！吃日本屎的！”阿茶眼泪汪汪地望着他的背影，狠狠地骂了一句，她骂自己的儿子是“短命鬼”，这还是第一次。

从第二天起，阿茶便倒下了。当时虽然躺了几天便离开病床，但从那次以后，像她那样刻苦耐劳的人，也时常会感到体力不支，总想躺下来休息，她的身体显然已经相当羸弱。当稻穗结得相当茂盛的时候，广仁医院的妹妹秋云，不知怎样弄到了一斗白米，特地来探望母亲。

“哟！妈的气色真不好！”她见母亲这样衰弱，不觉吃了一惊。

太明因每天和母亲在一起，似乎还不觉得她怎么样，但秋云难得和母亲见一次面，所以更觉得她衰弱，事实上阿茶当时的身体，的确已大不如前了。到了快收成的时候，因经年累月的长期疲劳，终于使她病倒了。广仁医院的林岳东虽然尽心诊治，但仍旧毫无起色。

“太明！”，有一天晚上，阿茶把太明叫到枕边，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不久就可以收成了，你可以放心了。”

接着，她把种种贮藏粮食的方法告诉太明，她说话的口气出于意外地坚定，但不久便神色大变，陷于昏迷状态，嘴里不时喊着最心爱的儿子──太明──的名字，以后意识便模糊不清了。林岳东想尽种种办法，依然无济于事，她终于像朽木崩溃似地，结束了她的生命。

. 【志愿军】

母亲一死，更减少了太明早已降落到最低限度的生趣。他不再想见任何人；对于曾经一度使他心旷神怡的田园生活，也像蒙上一层阴影似地感到索然无味。母亲的“百日”满了以后，他依然没有走出书房一步，这样，过了不久，又到了岁暮年初的时节了。

阿玉自从阿茶死后，竟也代替母亲来照顾太明的生活。她的儿子志南已长大成人，并且已参加青年团。阿玉这种淳朴的善意，终于感动了太明的心，所以遇到她因佃作问题和佃农发生纠葛时，太明总是帮她去解决的。阿玉的佃农是个相当难应付的家伙，时常借故要挟地主。本来自从“粮食供应运动”开始以后，佃农要求减租或把田地退还地主的事件时有所闻，那时地主转向佃农低头，是很普遍的现象。

正月十五日晚上，阿玉祭过“天公”以后，请太明过去吃饭，太明因为对阿玉毋须客气，也就不加推辞。当晚，父亲也在同桌吃饭，他虽然已显得很苍老，精神依然相当健旺，喝了几杯酒以后，便大谈其“发展大陆”的问题，但太明并不赞同父亲这种“发展大陆”的观点，因为他也和一般主张“发展大陆”的人一样，中了日本人宣传的毒，认为到大陆去就是“建设大陆”。

可是，亲自在大陆生活过的太明，却不赞同这种见地。话虽如此，太明见父亲年纪越老，精神反越健旺，内心倒觉得欣慰。阿玉望着这一对和睦的父子，虽然高高兴兴地坐在旁边陪他们喝酒，但她的神色却显得有些不安，探询之下，原来她的儿子志南被青年团召去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回家。本来青年团的集训，只有上午；邻居的孩子早已回家，只有志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加之最近时常听说青年团的指导人员非常暴戾蛮横，因此，她更担心自己的儿子，不知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到了九点钟，志南终于回来了，他的脸色铁青，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学校里的老师要他参加“志愿军”，他不肯，老师就生气了，把他拘禁到现在。志南为了拒绝参加“志愿军”，那青年训练主任大为震怒，便把他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罚他跪在水泥地上，又用鞭子去抽他，但志南还是不答应。志南在被那主任在背上抽了几鞭之后，突然回过身来，从那主任的手中夺下鞭子，当面把它折做两段，然后跳窗逃了出来。──他这种抵抗，委实是相当强硬的。

志南这种行动顿时惹怒了全校的教职员，他们立刻全体出动把他抓回去，志南终于不得不屈服，只好乖乖地被带进办公室里去。教职员都非常震怒，大家七嘴八舌地大骂志南，因此办公室内显得十分嘈杂。志南的面孔气得发抖，让他们尽情地辱骂，过了一会，他用和成人一样坚定的口气说：

“老师！怎么样？请你们把‘志愿军’的‘志愿’两个字的意义，给我解释一下好吗？”

他说话时丝毫没有恐惧的神色，这话像一桶冷水似地，劈头浇在那些教职员的身上。

“你跟我来！”这时校长见苗头不对，便制止教职员们再骂，并且把志南带到校长室里去。

“你慢慢地考虑考虑！”校长委婉地劝诫志南一番之后，便把他留在校长室里，自顾自己走开了。

接着，换了一个训导主任进来，他是台湾人，曾经当过志南的级任导师。

“志南！”他说：“老师并不认为你的看法是错误的，不过，你这种看法在现在的时势却行不通。我看你还是委屈一点，乖乖地回去盖章吧！”

接着，他又把学校的政策和社会的情势，详详细细地向他说明，并且告诉他：政府规定有职业的人，在就业机关奉令参加“志愿军”；没有职业的人，由派出所代办入伍手续；青年团团员，由学校办理应征手续。训导主任又说：世界上的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这种办法虽然明知是骗人的，但却可以产生由下而上的力量，使征兵制度顺利推行，这就是政府的方针。

“……所以，老师绝不愿意说对你们无益的话。”他很技巧地说：“这件事说来一定很麻烦的，你还是乖乖地听老师的话吧！你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后纵使你愿意参加志愿军，也绝对不可能被收容了，因为学校方面已经没有勇气再推荐你，何况你又不是模范青年……”

最后，志南终于听信了他的话，在志愿书上盖了章。

胡文卿和太明听了志南的话，默默地不发一言，志南的母亲阿玉则掩面啜泣不已。

. 【重逢】

一切耳濡目染的事物，都会使太明引起感慨和忧伤。太明为了逃避现实，深深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再走出书房一步。但是，紧张的时局动向，却毫不留情地频频传到他的耳边。春末夏初的时候，首先传出德苏开战的消息，不久德军席卷巴尔干半岛，击溃法军，以所向无敌之势，展开有利的对苏战争；另一方面她又展开对英作战，整个世界似乎已进入毁灭的阶段。

太明终于无法忍受了，他从书房里走出来，很想找个朋友谈谈，但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人。他所耳闻目睹的，不是一面唱着军歌一面割马草的国民学校的学生，便是青年男子参加劳动服务以后，到处只见老弱妇孺的凄凉村景，一切事物都呈现着战时的色彩。在街上遇到熟人，话题总离不了实施配给制度以后买不到猪肉；以及“国语家庭”和日本人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因有黑券配给（注：国语家庭及改姓名者用黑券，则有特别配给）依然可以配到砂糖和其他各种物品等等的事。一方面成为供出对象的物资范围已越来越扩大，除了食米和甘薯以外，又增加了毛猪、鸭、鹅、稻草、黄麻、月桃、蓖麻、马草、竹、木材、苦楝子、鸟桖子、塞麻头皮、木芙蓉皮以及破铜烂铁等二十几种物品，这种愚蠢的措施，简直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有些人时常自我解嘲地说：

“现在一切都是国家的，儿子不必说，就连老婆也是国家的！”

太明很想找个调剂身心的地方，好让自己专心地去思考各种问题，因此他决定再搬到广仁医院去住。

他已经很久没有乘火车旅行了，在家乡每天所见的都是山，现在突然看到明媚的海岸景色，使他的两眼感到像洗涤过似地清新。

“喂！是太明兄吗？好久不见了！”当他正耽溺在海滨的风物中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中年绅士，向他这样说。

那是他师范学校的同学，在日本的时候也时常在一起的蓝。太明到大陆去以前曾经见过他，以后就没有再晤面，他已经消失了青年时代的面影，变成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绅士了。

太明见了蓝，便把他带到广仁医院里去，妹妹秋云见哥哥和他的友人来访，兴高采烈地招待他们。

蓝搞过政治运动，系过狱，历尽沧桑，现在已安顿下来执行律师业务了。他虽然已不像从前那样偏激，但一谈到政治问题，他的老脾气顿时又发作起来：

“最近社会上正流行着一种‘宁为瓦全，不为玉碎’的谬论，你知道吗？”

他这样说着，便开始发表他的时局论──那是对台湾人之间那些“皇民派”的观点所下的批评：他们忘记了本国的历史传统，一味希望“皇民化”，妄想那样便可以为子孙谋幸福；因此皇民狂如雨后春笋，而且还产生皇民文士、皇民文学者等等。可是，外表纵使能“皇民化”，最后还有血统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这样下去，恐怕为政者会认为非连血统彻底改变，不足以称为真正的‘皇民’了！”蓝这样说，叹了一口气，然后把枪口转到“经济统制”的问题上去。

当时台湾也和日本国内一样，严厉执行“经济统制”制度，但在台湾的“统制”名义下，却巧妙地强化“保护日人”的政策，所有统制机关的重要官吏和高级职员都是日本人，而且大多数是老官僚，一时真有养老院之观。

最近听说他们要把台湾人逐渐遣送到南洋去，并且把日本人移民到卫生设施已具规模的台湾来，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皇民派”的台湾人便不能抬头了。这就是所谓“瓦全论”的观点，其实那正是面临灭亡的民族悲剧！

但是，太明却另有一种看法：他认为“皇民化运动”固然是台湾人的致命伤，表面上看起来，台湾人也许会因此而遭受阉割，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因为中了这种政策毒素的，毕竟只有一小部份利令智昏的台湾人，其余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尤其在广大的农民之间，依然保存着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他们虽然没有知识和学问，却有和乡土发生密切关系的生活方式，而且那与生俱来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为名利、宣传所诱惑的健全气质。他们唯其因为与乡土共生死，所以决不致为他人所动摇。反之，那些游移骑墙的“皇民派”，却非常容易动摇，因为他们易为物欲所动，他们是无根的浮萍；他们的力量看来虽然大，其实不然，微风、碎浪便可以使他们漂流失所的。

当晚太明睡得很迟，不禁又想起大陆上的事情：中日事变以后，许多人得时局之便，混进大陆，有的是由日本人捧出来的，也有的是毛遂自荐的。他们用尽方法向民众招呼，但民众却丝毫不为所动。因为这些得时局之便到大陆去的“指导人员”，为了名利便会出卖自己的同胞，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太明想到这里，似乎在黑暗中出现了一线曙光，他不明白那曙光究竟代表什么？但它无疑地象征着一种希望。

“目前的黑暗，正是黎明前的黑暗，那表示不久就要天亮了。”太明终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他感到全身充满轻松的活力，留神一看，忽然发现东方已渐渐地发白了。

第五篇

. 【日美战争】

一般人说病是由“气”而生的，太明的健康也是如此。他以前为幻想所苦恼，自从与蓝重逢以后，不可思议地使他燃起一线希望，他虽然漠然置之，但那希望却在他那种绝望的感觉中，放出一线曙光。过去的让它过去了，未来光明的希望，正给他的心灵带来新的机运，因此，他的身心也随着一天天地健康起来。

可是，另一方面，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屡次逼迫的环境中，却为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焦虑，有志想到大陆去的，终因护照不易得到而打破美梦。加之本岛企业在严格统制的情况下，简直令人无法动弹，甚至连祖上遗留下来的事业，也不得不因实施统制而放弃。战争的威胁，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当时日本对美国的态度非常强硬，战争危机一触即发，但太明相信日本仍不乏有识之士，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愚不可及的事件：谁知这种希望，不久竟也宣告破碎了。

是十二月八日的事，隔壁的米店老板手里拿著号外，急急忙忙地跑到太明的房间，兴高采烈地对他说：

“我们的老板（指日人）终于跟有钱人开火了！”

他的意思是：跟有钱人开火，结果总要失败的，他大概就是为此而高兴。

太明从老板的手里接过号外来看看，那些报导战果的铅字，大得几乎快要跳出纸面了，真是意想不到的“辉煌战果”！虽然如此，但他心理仍想：“结果一定会重蹈中日战争的覆辙的！”他这样想着，连不久以前刚燃起的那一线最后的希望，竟也完全破碎了。但就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意念：那就是趁此机会再到大陆去寻求没有矛盾的生活。他不能像米店老板所说的：“不管世局怎样紊乱，我们身边只要有两块钱就行了。”（意指花两块钱买一双高木屐，便可以看那些“皇民派的丑相及日本的失败”。）那样地袖手旁观。可是要到大陆去，必须要有大陆方面的签证，而太明在大陆上的友人，事变以后都迁到内地去了，并未留居在日军占领的地区。目下又无法弄到乘船许可证，何况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海运已停顿了三个月，航空方面也没有机会，要设法弄签证实在是绝无可能，因此太明大陆之行的念头便不得不暂时打消。

. 【新职】

太平洋的战事转瞬间便扩大了，不久香港、新加坡相继沦陷，台湾方面捷报频传，“皇民”和“模范青年”大喜若狂，他们都梦想着赶快向南洋拓展。但由于除了应征入伍者外，谁也不能自由到南洋去，所以那种幻梦依然无法实现。

随着国际情势的激变，太明回大陆去的念头更加坚强起来，但他的希望却始终无法实现。他那种热烈的愿望，终于因申请护照手续过于繁杂而遭受挫折，因此他不得不暂时雌伏以待。他虽然是守株待兔之流，但探究他的心理状态，却未必完全消极，他宛如一只狐猿，正在暗中不断的窥伺敌人的虚隙。

某日，太明正伫立在庭前遐想，突然发现无花果已经结了果实，那些疏疏落落的丰硕的果实，隐蔽在大叶的背后，不留神便不容易发现。他摘了一个剖开来看看，那熟得通红的果实，果肉已长得非常丰满。他一面凝视着果实，一面心里发生无限的感慨。他认为一切生物都有两种生活方式：例如扶桑花虽然美丽，但花谢以后却不结果；又如无花果虽无悦目的花朵，却能在人们不知不觉间，悄悄地结起果实。这对现时的太明，不啻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启示，他对无花果的生活方式，不禁感慨系之。

他一面赏玩着无花果，一面漫步踱到篱边，那儿的“台湾连翘”修剪得非常整齐，初生的嫩叶筑成一道青葱的花墙，他向树根边看看，粗壮的树枝正穿过篱笆的缝隙，舒畅地伸展在外面。他不免用惊奇的目光，呆呆地望着那树枝，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边伸展的树枝都已经被剪去，唯独这一枝能避免被剪的厄运，而依照她自己的意志发展她的生命。他触景生情，不觉深为感动。

“连草木也知道应该不违背自己的个性去求生存！”他这样想着，对于大自然的奥秘，顿感耳目为之一新，但返顾自己，却连“台湾连翘”都不如。

“是的，我应该坚强起来，像‘台湾连翘’一样……”他下了这样的决心，他的意思是要把自己从以前那种消极的人生观中解脱出来，在环境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积极的生活，他已经进一步踏入现实的生活中了。

不久，他在粮食局的外围机构纳入协会里得了新职。

纳入协会是统制粮食的机构，表面上它是办理粮食局业务的辅助机关，实际上则以营利为目的。太明担任的是会计工作。会计方面各种预算项下，都有一、两个职员分担工作，太明经办普通会计，主要的工作是核算薪俸及其他经费，每日平均工作半小时便足够了。他的上司是会计主任，主任上面有课长，再上面有主管，主管上面还有支部长。支部长是由粮食局事务所长兼任的，因为他必须利用监督粮食业的粮食局的势力，去控制广大的粮食业者。其实支部长在这里只是一块大招牌，除了闭着眼睛盖图章以外，根本无所事事。但协会方面却须支付旅费、津贴和奖金，给这种瞎盖图章的尸位人员。

因为有这样的好处，局方职员大都兼有类似的职务，协会似乎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太明原来想来做点工作的，及至明了这种官僚机关的操纵情形之后，使他感到异常失望。

课长和主任之流根本没有固定的工作，遇有外客来访，一谈便是几小时，于是上行下效，那些等候上级决裁的书记和雇员，自然更无事可做了。他们为了排遣无聊，并且为了使别人看起来像有事情做，竟把毫不相干的文件和公文夹不停地翻开又合上，想尽办法去消磨时间。太明虽然到了这里才知道，但这一套诀窍，似乎是所有进入机关或协会做事的人所必须懂得的原则，不过，太明却不愿意这样做。

某日，太明觉得平日浪费时间太可惜，便拿出一本书来看看，他看的是一本与业务无关的文学书。他开始看了不久，便看得很入神，竟把时间都忘记了。突然他邻座的书记用手碰碰他的腰，他回头一看，课长正用严峻的目光望着他，但过了一会，他便走开了。太明心想反正大家都在混时间，因此仍继续看书。

“胡先生！”过了一会，工友来对太明说：“课长请你去一趟。”

他的脸上似乎有一种异样的表情。太明心想也许有什么公事，立刻走到课长的桌边。

“喂！”那课长一见太明，劈头便喝道：“现在在这个时候还要看敌国的书吗？”

太明这才明白原来是为了这件事，于是他解释道：

“不，那是一本浮士德。”

“不管什么浮士德，沉士德，蟹行文字都是敌性的东西！”

“可是，浮士德的作者哥德，和希特勒同样是德国人，德国是日本的盟邦，难道也是‘敌性’的吗？”

“什么？德国？”那课长因为暴露了自己的无知，顿时显得非常狼狈，于是立即改口道：“混帐！谁叫你在办公时间内看书的？”

“是，我知道了。”太明说着，不胜委屈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在这样的上司下面做事，已经是委屈万分，没有事的时候，还要故意东翻西摸，装得像煞有介事，心里却一味想着下班以后的事，这种机关的风气，可说已经败坏到极点。那主任之下有许多学验兼优、品格高尚的本省人，但本省人终究是本省人，连个委任官都当不到。太明在这种机关里做事，己亲身经历到本省人悲惨的遭遇。

“太明兄！昨天受委屈了吧？”第二天太明上班的时候，本省籍的同事都这样地慰问他。

他们口里虽然不敢说，但内心却都对那课长表示反感，因此大家都很同情太明。其中有个姓范的年轻工友，他特别提醒太明说：

“胡先生！你对‘茶房’要特别当心！”

“茶房”是会计课长的绰号。太明自问并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毋须对任何人加戒备，但他对同事这种关怀的美意，心里却非常感激。

当天中午下班以后，太明正在办事处附近散步，先前那个关心他的姓范的工友，笑容可掬地走到他的身旁，突然用流畅的北平话和他攀谈。太明这才知道他也是从大陆回来的，因为彼此像他乡遇故知似地，感到特别亲切。据范告诉太明：他是厦门高中的毕业生，在大陆上住过五、六年，中日事变以后才回到台湾来的。他的家庭环境很过得去，本来可以不必做事的，但是因为在“国家总动员”的目前，不做事总不太好，所以才到协会里来工作的。他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乐观青年，协会里的本省籍同事都很喜欢他。他告诉太明许多关于协会方面的内幕情形，太明才知道这里充满派系、走狗以及专讨上司欢心的密告者，整个机关陷于乌烟瘴气的氛围中。

而且，这里的本省人之中也有“皇民派”，那日本名字叫“中岛”的局方事务员，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在二十年以前就主张提倡“皇民化”了，从那时起，他便过著「和服”和“味噌汤”（日人最喜欢吃的豆糟汤）的生活。他在私立中学毕业以后，便考取普通文官，是个很能做事的人，对于“皇民化运动”也极热心，但不知为什么，做了二十年事，依然没有升官，始终只当一名老雇员。其实他的月薪早已增加，谁知这样反而妨碍了他的升迁，因为他的薪额已经和高级课长相等，如要提升，至少须给他一个主任的位置，这样他就要爬到日本人头上去了。为了这种关系，他虽然做了二十年事，依然不能升官。这固然是“皇民派”的悲哀，但更可怜的是他自己仍懵懂不知，还以为自己不能升官，是由于“皇民化”不彻底所致，因此拚命在这方面加紧努力。他也和其他“皇民派”的人一样，对于本省人妄自尊大，反之，对于日本人则卑躬屈膝。而且连思想也向日本人看齐，时常卖弄一些不知何处学来的对中国的幼稚肤浅的批评，听了直叫人作呕。

“中国人真是出名的夸大、妄想和善于撒谎的民族。”有一次众人大放厥词说：“他们沾沾自喜地说什么‘白发三千丈’，真是荒唐无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范和那些平时讨厌“中岛”的人，都希望太明对他这种思想予以迎头头痛击，太明虽然觉得这样未免太小器些，但他终于冷冷地反驳说：

“中岛先生！我和老范都到过中国，中国是个非常广大的国家，大得令人无法了解，尤其像我这种碌碌庸才，当然更不必说了。不过，中岛先生拿‘白发三千丈’这句话来证明中国人的夸大狂，这是有问题的。中岛先生！你知不知道那下面的文句是什么呢？”

不幸，“中岛”根本不知道那下文是什么。

“有时候五言绝句是非把上下两句连在一起，便无法了解其中意义的。”太明半带戏谑地解释道：“其中有的甚至非把四句完全连起来解释不可，例如‘白发三千丈’这句话也一样，不知道它的下文，便不明白它的真正意义。所以如果断章义地去解释，自然会觉得太夸张，可是，因忧愁而写出‘白发三千丈’的李白，却一点也不夸张，如果有人认为它夸张，那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李白的忧愁。这首诗是流刑夜郎后的作品，他本是为国，反被判罪。像杜甫那样稳健朴实的诗人，有时候也难免写出使人觉得夸张的作品，譬如杜甫的名句‘家书抵万金’，对于花三分邮票（当时日本普通邮资是三分）便可以和任何穷乡僻壤通信的现代人而言，当然无法了解他那时的心情的。不过，即使在现代，如果到大陆腹地或新几内亚边疆那些地方去，也许还可以体验到杜甫当时的心境。日本人这样曲解‘白发三千丈’的意义，李白泉下有知，恐怕也要啼笑皆非了。”

“中岛”终于被太明这席话驳得哑口无言，其余的人也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对于太明的学识渊博，都表示异常钦佩。

. 【如此协会】

太明在纳入协会工作了一段时期，对于内部的情形已经完全了解。他们唯一挣钱的机会就是出差。太明他曾经和主任以“调查检验手续费”的名义一同出过差，从出发一直到回来。沿途都由业者招待他们吃饭。协会职员出外检查仓库，每人每日至少可以检验米谷三、四千袋，每袋收取手续费三分，总数是相当可观的，全省存粮以九百万袋计，手续费纯利几及数十万元，此外还有麻袋和碎米的外快。而且协会方面的检查只是预查，以后还要经过局方的复查。总之，协会凭借粮食局的权势，只要做些不切实际的表面工作，便可以坐享中间剥削的渔利。

而且，协会根本等于老朽官吏的收容所，因此粮食局对于它的中间剥削也视若无睹，甚至狼狈为奸，通同舞弊。和太明一起出差的主任，是个过了二十多年算盘生涯的沉默寡言的人，也许由于旅途上心境比较愉快些，竟对太明流露了这样的感怀︰

“协会的差使是不好干的，不过，最要紧的是要忍耐。服务十二年就可以领到四十个月的退职金和与退职金相等的奖金；做到正式干部，退休以后还可以吃一辈子。”

这样看起来，粮食局和纳入协会，其实就是和制糖公司、拓殖公司，以及电力公司等目的相同的机构。

支部长到台湾来的时候，曾经把太太留在日本，所以他时常在游乐场所进出，太明也时常发现一个妖形怪状的女人来访他。他心里很奇怪，便把那女人的事去问主任，主任翘翘小拇指说︰

“是老牛（支部长的绰号）的这个。”

主任告诉他︰支部长时常和那女人同宿在值日室里。这种旁若无人的作风，使太明大为惊异。

“你瞧这个！”主任说着，把一大堆餐馆的发票递给太明看。

那些都是支部长消耗的，已经批准由杂费项下开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公私不分的烂污账。不仅如此，那主任还说︰

“庆祝办事处落成典礼的时候，业者曾经送了几千元的贺礼，老牛把那些钱全部报销在餐馆里了。”

真是越听越令人咋舌。可是，不久支部长也应征入伍了，局方和协会曾经联合举行盛大的欢送会，但那已是最后的一次了。支部长这一走，以前那些奉迎他的家伙，立刻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纷纷谈论他任内各种暴戾专横的作风。还有，以前因支部长喜欢种兰花而趋炎附势跟他大种其兰花的家伙，现在对兰花已经毫无兴趣，连看也不愿再看它一眼。后来听说新任部长喜欢钓鱼，会计课长便忙着准备蚕丝，同事们顿时对钓鱼发生兴趣，有的其至老早把钓鱼竿带到办公室里来，这是多么显著的转变啊！

新任支部长是个年轻的台湾出生的日本人技术员，看起相当老成持重。果如传闻所说，他非常喜欢钓鱼，因此同事们的钓鱼兴致也越来越高。某日中午班的时候，局方庶务课长特地把自己亲手制作的鱼篓带来给众人看，有人顺口称赞了他几句，他越发得意洋洋，便把所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讲给众人听，那些善于奉迎的同事，故意佯作不知，向他问长问短，那课长更显得得意忘形。

高帽子戴得心花怒放的庶务课长，一下班便到协会里来大谈其钓鱼经。以前那些种兰花种得如醉如痴的家伙，立刻改入钓鱼党，变成那课长的弟子，再也无人去理睬兰花了，倒是太明偶尔会去照顾一下那些被人屣弃的兰花。他在前任支部长的时期，并没有同流合污为奉迎上司而疯狂去种兰花，但如今那些花已无人理睬，他想起它们的处境悲惨，有时趁和范散步之便，总要去照顾它们一下。

钓鱼的风气已越来越盛，人人如醉如痴，钓鮠（一种属鲤科的淡水鱼）竞赛会终于在支部长主持之下隆重揭幕了。曾经在前任支部长手下得宠的家伙，又利用同样的手腕争取新任的欢心，只有太明一人始终独善其身，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上司对他这种态度，心里似乎很不愉快，因此渐渐地对他疏淡起来。

翌年，粮食局发表了局长视察的日程，因局长是兼任协会会长，所以众人都难免有些提心吊胆。据说局长某次视察某分局，因迎接他的汽车去迟了一步，他便大发雷霆。因此协会的办公室从前天起就开始打扫，并且在物资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准备接待的茶点，整个协会忙得人仰马翻。

局长视察的日期终于到了，局长和协会的职员都齐集在办公室外面，焦急地计算局长到达的时间，准备去迎接他。不料时间已过，局长依然没有来，众人都等得很疲倦，仍旧不见局长光临，只见局方的庶务主任气吁吁地跑来说：“局长因火车坐累了，正在旅馆里休息。”众人听了都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大家因为心里纳闷，立刻像小学生似地一哄而散，有的开始随意聊天，有的用脚去乱踢石子。过了大约二小时左右，忽然有人来通知：局长已经从旅馆出发了。众人连忙重整队伍。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声，一辆小轿车滑到队伍的前面，局长下了汽车，仅向众人略略点头，便走进办公室里去了，是个官架子十足的中年绅士。局长在所长室里坐了不到十分钟，便出来看看各处，巡视完毕立刻就要回去。众人又恭恭敬敬地出来送行，但局长似乎并不理睬，只和所长说了几句话，便匆匆地登车而去。接连忙了好几天，所谓“视察”，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等于瞻仰了一番局长的丰采，众人都觉得非常扫兴。总之，协会就专做这种荒唐无聊的事。

. 【高风亮节】

南太平洋的反攻一天比一天炽烈起来，日军这才明白敌方拥有无比坚强的战斗力，于是立刻向国内呼吁：即时加强进行“捐献金属运动”，所有金属制品（包括锅、釜等用具），一律须捐归公。这工作以派出所为主体，会同政府官吏、保甲人员共同进行。金属搜集了相当数量以后，便把它堆积在一起，在街坊或乡村举行“捐献金属报国展览会”，藉作献捐的宣传。那时候，协会的职员准许公假出去参观，因此各人都选择适当的时间，到展览会去观光。

某日，太明邀范同去参观展览会，会场内堆满洋铁罐、白铁板、锈蚀农具、铁家具、铁窗栏、铁床、铁桶、铁板、铁轨、吊钟、铜锣等物。仓库旁边，铁屑堆积如山。另一间特别陈列室中，陈列的铁器、铅器、铜器、银器等，并且装饰着贵重的美术品，和祖上遗留下来的传家之宝，活像一家大古董店。紫铜花瓶、灰皿、仙人像、佛像和金银饰物等，有的价值自一百元至数千元，而且贵重物品上都贴有捐献者的姓名标签，都是些知名之士的所有物。

太明看了这些陈列品，心里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些出自名匠之手的美术品，不久将变成枪炮或利刃，供人大肆屠杀，难道这也是和平与战争的象征吗？同样的金属，因为制作者与制造目的的不同，可能成为优越的美术品，也可能成为杀人的利器；由名匠苦心设计成的美术品，偏要将它破坏改造成杀人的凶器，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啊？他想到这里，觉得兴味索然，甚至感到置身于会场中是件痛苦的事，便催促范匆匆地离开会场。

战局越来越紧张，“生产志愿兵制度”闹的鸡犬不宁。凡年在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台湾青年，一律参加服役。协会方面已经接获代办“招募就业地区志愿兵”的命令，其实与其说是“招募”，勿宁说是“强征”，因为没有正当理由，一概非“志愿入伍”不可，而所谓正当理由，又只限于盲人或不能工作的残废者。但太明因年龄已过，对这方面倒不成问题。

范不管情势如何，始终执拗着不肯“志愿入伍”，所长向他规劝了好几次，依然没有效果，最后他终于因这事而被协会开革了。

“历史的力量是无法抵御被歪曲的历史狂流的。”他离开协会的时候，偷偷地向太明表示心意说：“可是，我们必须超越这种狂流。”

太明在这青年友人的态度中，发现了意外倔强的个性，因此更坚定他的信心，于是鼓励他说：“希望我们彼此都不要做欺骗自己良心的事。”

范走后，太明顿时感到非常寂寞，到协会去上班也觉得兴味索然，每天都在作辞职的打算。某日下班以后，太明独自在街上散步，他漫无目标地信步走着，街上的事物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萧条的市尘中，没有一样是他喜爱的东西。他走累了以后，便走进一家茶室里去。

他叫了一杯好久没有尝过的红茶，茶室内的客人相当多，他一面啜着红茶，一面举目四望，但没有发现一个熟人。他喝了一大口红茶，那红茶的颜色使他联想起大陆上的绍兴酒，于是，他不禁怀念起留居在大陆上的妻女。

“紫媛想必长得很大了，她跟着淑春仆仆于抗战的旅途中，恐怕不能好好地读书吧？”他这样想着，舐犊亲情不禁油然而生，越发激起他回大陆去的意念。他认为在协会里做事实在太愚蠢，甚至觉得留在台湾都是索然无味。

突然，他发现对面屋隅有一个男子在注视他，那人似乎曾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但一时想不起来。这时那人忽然站起来走到太明的身边，向他招呼道：

“你不是太明兄吗？”

太明顿时从他说话的神情中寻回古老的记忆，认出那人原来是“佐藤”。他认识佐藤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是他从物理学校毕业以后回台湾来的时候，在船上认识的。那时佐藤还很年轻，而且比现在清臞些。他右颊很大的黑痣还是照旧。彼此虽然只相处了短短数日，不知怎地，竟使太明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佐藤那种敏锐的观察力，将永远使太明无法忘怀。

二人对于这样不期而遇，都感到非常欢喜，佐藤说自己刚到台北不久，因为没有什么朋友，再三劝太明北上帮忙。太明听了佐藤的话，很想辞去协会的事，但因种种关系，不能立刻实现，只好再等适当的时机。

某日，会计课长把一个批示的卷宗“拍”地一声丢在太明的办公桌上，这是对太明的一种侮辱。说起来这是和两三天以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的：那天，会计课长要太明替他想办法弄些花生，其实“想办法”是一句漂亮话，他的意思就是要送他一些──这是那些上级官吏想获得战时中不易得手的物资的老办法──太明虽然心里明白，却没有替他“想办法”，所以那课长今天当面给他一个报复。太明默默地打开卷宗一看，那文稿上被划了一大堆红杠子，他仔细地看看那些删改过的地方，却是莫名其妙地一团糟。

那些当课长或主任的，也许由于闲得无聊，动辄把文稿乱改一番，表示他们已经过目了。至于删改的方式，大都是为了删改而删改，例如工作日志上写著「xx莅会”，他们偏要改为“xx巡视”。可是，这次的情形就大不相同，几乎全篇都用红杠子划得乱七八糟，但所改的文句，却怎么也念不通。把这样的公文发出去，各分所一定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照说判过“行”的公文，太明是没有责任的，但他却始终没有勇气把这种公文发出去。他为了慎重起见，又去请示所长，所长对这种狗屁不通的文字也大为吃惊，立刻把课长叫来质问，等所长弄明白课长删改的意图时，也只得苦笑着要他重修改。所长虽然用苦笑来结束这件事，但以后却留下一个苦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天，课长悄悄地把太明叫去，对他大大地打了一顿官腔。

“好吧！”最后他说：“我不会就这样饶了你的，你记得好了！”

记得也好，记不得也罢，反正太明早已下了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已不想再在这种环境里混下去了。他当天就提出辞呈，辞去协会的工作。

他回到久别的故乡，一年不见的父亲，看起来似乎已衰老了十年。村人都显露着一副饥饿相：颧骨高耸、眼睑洼陷、两颊无肉、面有茶色，加之衣衫褴褛，益发穷相毕露。一度因改善生活而流行的“战时装”也看不见了，依旧恢复台湾原来的装束；朋友见面时，总是互叹粮食缺乏的苦经。世情转变得这样快，使太明吃惊不已，他顿时意识到这原是战争所造成的啊！

不过，胡文卿见太明回家，心里依然很高兴，当晚父子俩在太明房里谈到很晚。

“太明！”胡文卿对岁月流露着不安的神色说：“真是没有办法，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胡文卿是中医，他非常耽心自己的职业，由于交通断绝，药材已完全无法进口，又不能改用代用品，因此本来可以治愈的病人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死去。医生到了这种地步，的确已是日暮途穷，胡文卿甚至觉得行医是个可怕的行业。可是，求诊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简直无法应付。尤其实施“食米配给制度”，也是病人增加的原因之一，所配给的食米，还不够吃十天的稀饭；另一方面则由于既无代用品，又无副食物，以致营养不足。在这种半饥饿的状态下，工作反而增加，人民只得拖着羸弱而无抵抗力的身体，去参加繁重的劳动服务。

故文卿内心的不安，完全是由此而起的，上了年纪的他，越发觉得有依赖太明的必要。

“太明！”他老泪纵横地叹息道：“现在的时世简直比秦始皇的时代都不如了！”

秦始皇采用商鞅的法则，企图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实行“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驱使人民建筑万里长城；又实施所谓“保甲制度”的铁锁政策；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曾有的暴政。胡文卿把当时民间流传着描述建筑万里长城的民谣：“三丁抽一，五抽二，单丁独子也须行。”讲给太明听，那民谣的意思是说：有三个男人的家庭，须有一人服役；有五个男人的家庭，须有二人服役；独身汉或独子也须服役。那时的壮丁是利用“保甲连坐制度”征抽的，所以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胡文卿认为：现在所征抽的军夫、军佐、工务人员和服务队员等，从比例上说，人数已超过“三抽一，五抽二”的标准了，而且为实施“配给制度”，也已发挥了保甲以上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规避。

太明除了劝老父暂时忍耐以外，再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不过，他所说的“暂时”，究竟是指多久？其实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在目前的情况下，胡文卿还有一件耽心的事：那就是怕自己死了连棺材也买不到。

“你母亲总算有福气，她那时的棺木、葬礼，都是相当够气派的。”胡文卿嗫嚅地向太明商议：“太明！我想趁现在买好一口棺材准备着……”

太明对于这样健康的父亲，心理上竟如此颓废沮丧，不禁感到无限地凄凉。

不过，胡文卿依然驱使他的残躯，尽着医生所能尽的责任，他的诊所每天一早便挤满了病人，大都是由于操劳过度或营养不良而致的病人。太明在诊所中所见到的战争惨象，比他所想像的要深刻得多，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我到过一间叫做‘青埔仔’的公地去做过工的。”一个患者自言自语地说：“那地方的卫生设备简直糟透了，到处都是粪便，无论田园、山丘，没有一处不是粪便遍地，我一想起这种情形连饭也吃不下，瞧！我的皮肤变成这个样子了！”说着，他用手拧起手臂上的一点皮肤给众人看。

“先生！”接着，邻座一个候诊的妇女耽女地问胡文卿道：“我的病治得好吗？我的身体这么坏……”

她说她结婚六年，从来没有生过病，可是自从去年她丈夫应征入伍以后，她每夜失眠，通宵想念丈夫和孩子，不知不觉便天亮了，因此身体渐渐地衰弱下去，心境也非常痛苦，医生都劝她不必耽忧，她却怎么也做不到。说着，她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胡文卿一面听患者一一地诉述，一面用各种方法去安慰他们。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转身对太明说：“唐诗中有两句：‘闺中只有空相忆，不见沙场愁煞人’的话，恐怕就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吧？”

某夜，几个相熟的农民来请太明去吃饭，他们因为太明难得回家一次，所以特地来请他的。太明不便拂他们的盛意，只得连夜赶到二里以外的农家去。他到了那边，只见四、五个农民正围坐在灯影摇曳的竹席上，都是曾经相识的。他们见太明来了，立刻起身离座。

“胡先生！”太明坐定后，一个农民对他说：“城里吃不到‘野猪’，一定很伤脑筋吧？”他所说的“野猪”，就是配给品以外的黑市猪的隐语。

“胡先生！”他这样叫了一声，接着又压低声音说：“今天晚上，我们这儿……”说着，他用手比比杀猪的姿势，意思是要请太明去打一次“牙祭”。

众人谈了一会关于私宰的事，然后静静地等待午夜的来临。到了十一点左右，已经煮沸了满满的一锅开水，三个农民走到猪舍里，只听见极轻微的一阵响动，立刻又恢复了黑夜的沉寂，最多不过十分钟光景，他们已经把猪装进笼子里，然后连笼带猪沉到池塘中。那猪连一声也不叫，只听见池水“咕嘟咕嘟”地泛上一阵水泡，不一会便恢复了先前的静止状态，农民们把猪笼拖了上来，抬着回来了。太明对于这种简捷的杀猪方法，感到非常新奇。他幼小时每年七月中元都要去看宰猪的，当锐利的尖刀刺进猪的喉咙里的时候，猪便力竭声嘶地狂叫不已，技术差些的，一时还不容易杀死它。太明想起儿时的情景，不禁非常佩服他们这种高明的私宰手法。

农民们把溺毙的猪放在沸水中泡了一会，眼看着猪毛便被刮得干干净净。等到猪腹一剖开，附近的村民立刻自动地聚拢，每人都分去几斤猪肉，太明也分到四、五斤。猪肉分配完毕以后，农民们便开始烹调。

“胡先生！”一个农民一面切肉，一面举起新鲜得几乎会颤动的五花肉对太明说：“新鲜的五花肉味道可不坏啊！”

但太明心想：外行人做菜，味道也不见得会好到那里去。谁知猪肉煮熟以后，农民首先盛了一碗请太明吃，他尝了一口，竟是意外地鲜美，不禁大为惊奇，不知是味觉饥渴得太久，还是烹饪手法委实高明，总之那恐怕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尝过的美味。他一面斟着米酒，一面毫不客气地大啖大嚼。据农民说：最近私宰的手法已越来越高明，绝对不会流传出去的，所以大家可不必耽心，村人都饿得发慌了，谁也不会出去告密的。村人对于这种秘密不但能守口如瓶，而且大家想到未来的大难，都深切地感到有协力同心的必要。这就是弱者的抵抗方法，所谓“饿鸡不怕打”，饿鸡任凭怎样去打它，还是要偷东西吃的；饥饿的人也一样，他们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这件事对于太明，不啻是一个良好的教训。

第二天，太明到保甲办公处去看哥哥志刚，正好有许多甲长聚集在那里商谈供应家鸭的问题，据说每甲决定供应家鸭四只，但黑市价格已超过公定价格十倍以上，大家都不愿意按照公定的价格供应，因此他们正在商讨对策。结果似决定一律按照黑市价格计算，差额由各户分摊负担。

“胡先生！”商谈完毕以后，一个老甲长向太明诉苦道：“我们缴了一辈子的额外税，从前所谓劫富济贫的义盗，如今却要劫贫济富了。我活了七十岁，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世道！”

他认为把一般民众所供应的家畜和蔬菜，作为“国语家庭”和日本人黑券配给的特种配给品，简直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行径。

“你这是什么话？”志刚立刻咆哮着诘问道：“连儿子都是国家的，而不属于我们自己所有了，你想想那些应召入伍的人，我们供应一点物资有什么话说？”

老甲长听了吓成一团，太明非常讨厌哥哥这种态度，连招呼也不打一个，便顾自走开了。

某日，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那天，太明正在村子里那著名小器的吝啬鬼阿旺的池塘边散步。突然发现两三个穿“国民装”的陌生人在那里钓鱼，他先以为是派出所的“大人”，后来才知道是乡公所职员。他们各人的鱼篓中，都装着好几条相当肥大的鱼，太明发现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人正又钓上了一条。太明心想：要是给吝啬鬼阿旺知道了，一定非气个半死不可，谁知他走了不到几步，恰巧遇见阿旺迎面走过来。

“衙门狗一来，简直就跟活阎王差不多！”阿旺发觉那些人在他们的池塘里钓鱼，絮絮叨叨地向太明哭诉道。

吝啬鬼阿旺碰到这些家伙，竟也奈何他们不得，因为“谷米供应”、“国民总动员”，都是他们这帮人负责的，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不是增加物质的供应量，便是遭遇意外的损失。战争爆发以后，政府官员的特权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如今已变得和肆无忌惮的派出所“大人”一样地可怕了。太明的哥哥志刚，以及先前的那些乡公所职员们，都是这种仗势凌人的家伙。

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那就是到海南岛去了好久的志达突然回来了。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个自称富家女的年轻美貌的姑娘，到处带着去探访亲戚朋友，得意洋洋地乱吹牛皮。据说他到海南岛以后，使出自己多年由律师翻译训练出来的辛辣手腕，不久便赚了很多钱，一位百万富翁看中了他，便把女儿给他做姨太太。

某日，志达到太明的家里来拜访，那姑娘果然相当漂亮，不过太明在大陆上看得多了，总觉得她的教养还不够，不像一个大家闺秀的样子。志达在“中国通”的太明前面，自然不敢信口开河，从他的口气听起来，他不过在日本人手下当一名间谍，志达原是警察出身的，太明认为他对此道可能相当擅长。

志达说话间，故意顺手拿出漂亮的外国金表给太明看，说是那边的什么大员送给他的，太明却认定那不是什么清白的东西。

“你看怎么样？”志达走后，胡文卿向太明问道。

这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可以作种种解释，太明斟酌父亲的意思，才这样说：

“到头来志达一定会弄得和不能兑现的军票一样的。”

他的意思是：志达和现在南洋方面所流通的军票一样，因为没有信用，所以渐渐地会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了。

“唔，”胡文卿表示同感地说：“像他这样的脾气，反正到什么地方都……”

接着他把志达的个性大大地批评了一番。太明认为不仅志达如此，时下的那些所谓“新贵”，哪一个不是物欲特强的利己主义者？

太明回到家乡住了没有多久，便遇到许多现实的变故。不过他已经不再忧伤，他认为那些都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与其终日郁郁不乐，不如先彻底认清自己好些。

. 【豺狼大本营】

太明听了不久以前偶然重逢的佐藤的劝告，终于到台北去找他，佐藤在上次会晤的时候，曾经邀太明协助他编辑杂志的。

佐藤见太明来访，心里非常高兴；又听说太明已辞去协会的工作，更是喜出望外。于是立刻把发行杂志的宗旨向他说明：他的目的是想在言论极端受控制的情况下，利用合法的手段去达成某种任务。

“历史转变的时期已经到了，但是那必须要有成熟的条件。儿戏式的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立定脚跟，从实际的事物去着眼。对时局发表否定的言论固然不难，但那只是自取灭亡，我认为我们应该同心拹力，慢慢地引导读者走向理解现实的途径。”

太明听了这番话，觉得那对他是一种启示。同时他对于这位与自己以前所遇见的日本人迥然不同的佐藤，不禁肃然起敬，认定他的确是值得共事的对象。

太明不久便和佐藤开始工作，他的任务是照佐藤的编辑方针，从台北的知识份人士方面采访各种资料，这种工作虽然并不困难，但开始时要结识一些朋友，却须先费一番功夫；不过渐渐地习惯了以后，就觉得比在协会里鬼混要有意义得多了。

杂志一期一期地发行问世，给太明带来了新的喜悦。佐藤在工作之中，时常把自己对世局的观感讲给太明听，他那种透彻的分析和观察，使太明非常钦佩。

战局果然如佐藤的预言进展着：联军在诺曼第登陆以后，据传太平洋方面的塞班岛，也在麦金、塔瓦拉以后相继沦陷了，政局随之大乱；在严重的现实考验下，太平洋战局的乐观论调，至此便消声匿迹了。人们的脑海中，似乎都浮现着一种不吉的预感。

有一天，太明和佐藤同在街上散步，柏油路被炎热的烈日晒得闪闪发亮。二人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太平洋决战歌”的大合唱，一队台湾青年的“皇民养成队”，正向他们这边走过来，二人因走得比较慢些，“皇民养成队”不久便超越了他们的前面。四列纵队的队形编得相当整齐，但那些衣衫褴褛、跣足步行的青年，看起来总觉得有些寒酸相。

“你看看这些残兵败将似的队伍，再看看那边的一些女人！”佐藤目送着那队伍对太明说：“你对于这种比照有什么感想？”

他所说的女人，是指马路上那些衣饰华丽的日本女人而言的，仅仅这样两句简单的对话，二人便已心照不宣了。

一切事物到了尖刻的批评家佐藤的嘴里，都会变成谩骂的对象。例如“家庭消防训练”，佐藤认为那简直是无可救药的日本人违反科学的表现，也是形式主义者最愚笨的措施。如此说来，那些在点心铺或馆子店门口排长蛇阵的衣饰华丽的太太们，和架子十足的绅士们，只要剥去那袭华美的外衣，也就和本省人一样地令人生厌了。

不久，两人踱到荣町（现时衡阳路一带），走进一家茶室里，那茶室相当宽敞，客人挤得满满地。佐藤似乎时常到这家茶室来的，他一进门便向四周打量了一番，看看座中有没有熟人。这时，室隅有一个人突然起身向佐藤招呼，佐藤见了立刻应声“哦！”便和太明走了过去。那人也带着一个朋友，据说二人都是新闻记者。太明留神看看：二人胸前都配着雪亮的“文学奉公会”的证章。心想他们一定是作家，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

各人坐定以后，话题立刻转到文学上去，太明相当嗜爱汉诗，对于文学也不能说无缘。但他对于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坛的趋势，却不十分了解，因此他们所说的话，使他听来觉得非常新鲜。其中一人见太明聚精会神地在听他们谈话，便把关于莫泊桑、巴尔札克，以及苏俄文学方面的情形讲解给他听，就像老师教导学生似的。太明非常佩服他的学识渊博，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探得未来世界的奥秘，顿时感到有些自大起来。

不久，四人一同离了茶室，佐藤让他们二人走在前面，他边走边用平常那种尖刻的语气向太明耳语道：

“老胡！你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是吧？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这一套都是从‘世界文学全集’的解说偷来的。”

太明本来相当敬仰佐藤敏锐的批评目光和透彻的观察能力的，但对于他在这种场合竟说出那些煞风景的话，不知怎地，心里却有些反感。他认为卖弄才华也该有个分寸。可是，当他随他们到报社去看过之后，才证明佐藤所说的话并非过分。

报社像快要下班了，记者们都用铅笔在稿纸上振笔疾书，连有人走进编辑室也不曾发觉，只顾自己埋头工作。那姓丁的带太明和佐藤通过记者群的中间，走到编辑室的一隅，把挂在墙上的裱装好的标语拿下来给他们看──都是些遵照情报部规定而拟订的战意昂扬的语句。那姓丁的一张张地翻给他们看，遇到他自己拟订的标语时，便望望佐藤和太明，问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怎么样？”

他就只差说出：“还不错吧？”这句话了。太明觉得丁的态度简直俗不堪耐，毫无文学家的风范，因此他的表情显得很冷漠。同时，他觉得先前他在茶室里所讲的那些文学理论，也是肤浅、幼稚、肉麻不堪的东西，至此才体验到佐藤所说的意思。由此观之，宣传文字无非是那些言而无信的人的狗皮膏药而已，因此太明越发觉得它讨厌。他认为只有那些大言不惭、逃避牺牲、以笔杆欺蒙大众的口舌之徒，最会投机取巧。而且那些口号式的狗皮膏药，不知贻误了多少纯良的青年？想到这里，他甚至觉得整个报社的气氛，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全是些饭桶！”不久二人走出报社，佐藤大骂道：“老胡！你起先在茶室里不是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吗？这些家伙如果也谈得上有什么文学修养，文学家真该痛哭流涕了！现代作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东西，有良心的人就无法写文章。日俄战争时代的作家，总算还有几分良心，所以才产生了像‘一个士兵’那样优秀的作品。现代那些戴著有色眼镜的作家，根本看不清现实的恐怖，所以他们才心甘情愿作军部的走狗！”说到这里，他略微顿了一下，接着他突然想起来说：“起先那姓丁的说：‘搞文学不这样就不会成功。’他们都把文学当作商品，其实文学是不问个人成功与否的，它只问对人类是否真正有所贡献。老胡！我告诉你：那报社里根本没有好人。最近时常有人讨论本省人的待遇问题，明眼人一定会奇怪他们怎么能满不在乎地写出那种文章来。由于这次的统制，从日本到这儿来的，尽是些毫无心肝的家伙，听说一个最起码的记者，底薪也有一百九十元，此外还有百分之五十的津贴；编辑局长的底薪是一千元，另支津贴五百元。本省人最高级的部长，也只有一百四十余元。但他们都在报纸上大书特书，说什么‘本省人待遇业已改善’，老胡！这算什么？他们是想藉此收揽人心吗？”

佐藤鼓起如簧之舌，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太明再不像先前那样对他的话引起反感，他想：那个迎合时世、内容空虚的作品，不幸落在后世批评家的手里，这批没有灵魂、没有真实修养的现代文人，一定会被他们批评得体无完肤。因此太明立定志愿：在这样的时代与其为名利而写作，不如任其“无为”、“自然”、“无策”好得多。

塞班岛失陷以后，“全岛要塞化”的口号应运而生，并且实行“全岛六百万居民总动员”，连六十岁的老人，也须应召参加筑城工作。

太明也接到动员，要他出席“劳动护国献身大会”。公会堂的礼堂内挤满了被动员而来的人，因特殊职务关系无法参加“劳动献身队”的人的座位设在二楼，太明由佐藤替他弄到一张证明书，也挤在二楼等候开会。大会开始时照例先举行“国民仪式”，由主办机关代表致辞，再由军政首长阐述开会的宗旨，还有“皇民奉公会”的主脑人物大声疾呼地演说，本省籍的御用绅士也一一地呼吁民众献身“护国大义”，并且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每个人的演说都赢得如雷掌声。

大会结束以后，数千市民分成若干队，由领队带去参加筑城工作。最后还有一千余人留在楼上，都是持有证明书的或残废的病人；前者大半是本省的士绅，太明也夹杂在他们之间等候检查。

过了一会，五、六个市政府的职员上楼来了，是“国民动员科”派来的。其中一人站在中间担任指挥，那人的胸前佩著「在乡军人”的证章，特别显得刺目。不知怎地，那人一开始就令人觉得他混身充满杀气。按着，他用怒吼般的声音说明调查的次序，全体鸦雀无声地谛听着。说毕，那指挥官提高嗓子命令道：

“大家按次序走出去！从第一排开始，左边的人向左走，右边的人向右走，都到外面的办事人员前面集合！”

但是，他并没有说明从直的第一排开始，还是从横的第一排开始，因此两边同时开始行动：左列从直的第一排开始，但右列横的第一排也站起来要走，那指挥官见此情景，立刻走过来在七八个人的脸上“拍，拍”地打了几个巴掌，并且骂他们违抗命令。其中一个被打的人勇敢地抗辩说是遵照命令行动的；那指挥官没有等他说完，便大声地骂他“混蛋！”并且重重地又掴了他几掌。其余的人虽然都不敢作声，但各人对于那指挥官这种暴戾的行为，内心都燃起怒火，在那一片沉寂的空气中，却蕴蓄着火辣辣的无言抵抗。

两小时以后，太明好容易才走出公会堂，不知是否由于过度兴奋？只觉得神志恍惚，和他一起散出来的人，脸色也都显得非常苍白。

过了半个月，太明又接到“劳动护国动员”的命令，这次是发动薪水阶级的公教人员，在星期日劳动服务一天，日本人也同样须参加。到了星期日，早晨五点钟便开始集合，各服务班分别列队出发，太明也荷着锄头去参加，这些队伍活像被赶赴屠场的羊群。走不到半里光景，疲劳的队伍便开始零落散乱，竟被后面的农民中队追上了；农民们的精神都很饱满，工具也相当齐全。

“这种文弱书生都要动员，真是太惨了！”农民们追过太明他们的队伍时，都纷纷回头望着他们这样说。

不久便到了松山公地，另有几组已经在开始工作，从乡间动员来的“义勇报国队”，正在拼命地掘土挑土。但从城市里来的人因为工具不齐全，只得用手搬运土块，一个一个传递过去。

太明那组几乎全是薪水阶级，班长来了以后，把他们分成担架运输组和掘土组。太明分配在运输组，他的同伴是个年轻力壮的本省籍官员，他工作非常卖力，挑起土来像赛跑似地，太明怎么也追不上，他等急了，便去报告班长，说太明偷懒，班长立刻过来质问太明。

“实在是昨天晚上肚子不舒服，真没有办法。”太明连忙掩饰道。

“是吗？生病是没办法的。”班长是个非常通达的人，他说：“既然有病你就去休息吧！”

说着，他便让太明去休息了。

“这不是卑鄙，这只是一种消极抵抗而已。”太明一面坐在树下看其余的人做工，心里这样想。

这时，有两个日本人从太明的面前走过，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树下的他，只顾自己高声地谈话。一个说：

“做工是台湾人的事，他们是天生不怕累的家伙。”

“对了，”另一个说：“就跟牛一样！”

太明听了不觉气得满脸通红。

“怎么样？”第二天，佐藤向太明打趣道：“荷锄头筑飞机场的成绩还不错吧？”按着他又问道：“到底你对于‘台湾要塞化’和美国登陆的看法怎么样？”

“日军也许希望在台湾作战，”太明把自己平时所想到的事，毫无虚饰地对佐藤说：“因为那样可以利用台湾的物质和人力。雾社事件发生的时候，也是驱使附近番社的山胞去镇压的。现在大陆上又建立了一个‘汪政权’，这就是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何况台湾又具备优越的要塞条件，有大河有高山峻岭等等。不过，美国也许不致于把台湾看得很重要，因为她对大局并没有多大影响。我认为‘台湾要塞化’以后，对于日本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倒是对于台湾人相当有利的。”

“恶意的计划，有时候也可以发生良好的逆效果的。”佐藤嘴里虽然这样说，但他的内心似乎也很赞同这种看法。

他靠在摇椅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像在思考什么问题，突然他说：

“我们到‘豺狼大本营’去走走好吗？”说着，他把烟蒂重重地一丢，立刻站了起来。

太明以为佐藤所说的“豺狼大本营”，大概是指“皇民奉公会”而言的，所以并未详加追问，便跟他一起去了。谁知佐藤要去的地方竟是台湾大学，太明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为什么把这地方称为“豺狼大本营”呢？直到他们办完事情离开那里的时候，他才恍惚明白佐藤那句话的意思。

太明想起四、五天以前的报纸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台湾大学总长和某教授关于“日语教育”的论文，该文指出：“为了使台湾人彻底‘皇民化’，必须根本消灭台湾语言。”这些“御用学者”公然发表这种谬论，已将他们谄媚当局政策的用心表露无遗，这样一想，也许这就是把这地方称为“豺狼大本营”的原因吧。近年的官吏，大都由这所大学里造就出来的，“皇民奉公会”的顾问，也是从这里的教授中聘请的，这大学真不愧为促使合理榨取殖民地的精神武装根据地。这里的教授只知忠于政策而不忠于学术和真理的事实，只须从以前强制全省实施大众都认为不合理的“正条密植”及“寺庙废止”政策时，此间农学院及文学院竟毫不表示异议的一点上，即可获得佐证。这里的学术精神早已灭亡，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当局政策担任开路工作：也就是挂了“学府”的招牌，以达成“思想侵略”的目的。

十月以后，不久便开始空袭，所幸目标只限于军事设施，一般市民还不致于有大危险。但紧接着美军像预先配合好似地在雷特岛登陆，同时展开激烈的反攻，至此，日本人的气焰似乎已衰退了不少，那高耸云霄象征着帝国主义的总督府，也像披上一袭丧服似地，显得黯澹无光。

“德军已经没有什么抵抗力量了。”战事节节失利的某日，佐藤突然发表他对时局的意见说：“再抵抗也不过是无谓的牺牲而已，瞧着吧！历史就要开始大转变了！”接着他说：“我打算回日本去了。”

他的意思是要趁现在回日本去，对于未来的新局面作些准备工作，至于他所说的“新局面”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只要从他平时的言论中，已可获得一些线索。太明突然要和佐藤分别，当然会感到非常寂寞，但他素知佐藤意志坚决，势将无法挽留，为他的前途着想，不如让他去获得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因此，他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应该庆祝他踏上征途。何况佐藤所办的杂志，如今总算已经达成一部份目的，更没有理由可以勉强留他了。

临别时太明设宴为佐藤饯行，二人开怀畅饮，互诉衷曲。最后佐藤握着太明的手忠告他说：

“老胡！我很喜欢像你这样诚实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不过，你似乎太纯洁、太富于诗人气质了。这对于现代的社会是不适合的，今后希望你多多注意这一点。不能配合实践的理论，只是空虚的幻想而已！”

. 【“皇民派”的悲哀】

太明又回故乡去了。

佐藤刚回日本去的时候，太明因为办理杂志社的结束工作，只得暂时留在台北；现在一切都已办理妥当，所以他再度回到故乡去。

杂志停刊虽然很可惜，但由于资料及其他种种关系，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出版，所幸佐藤发行杂志的目的，总算已经完成了一部份。因此太明虽然殚精竭思地苦斗了一番，但内心却并不反悔。

太明回家以后的两三日，乡公所的秘书东先生和两三个职员，到志刚的保正办公处来征收“总动员献金”。所有保内不愿出钱的人都被召集起来，胡文卿因患伤风睡在家里，所以由太明代表出席。被召集的人到齐以后，秘书对大众开始训话：

“本村自从进入‘大东亚战争’以来，各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已经从‘公而忘私’进一步彻底了解‘殉国’的大义。从这次的‘总动员运动’看起来，的确已经表现出万众一心的忠诚，这使兄弟这个当秘书的，也觉得很有面子，尤其像本村的某医师，一个人就捐了一万元以上的献金。可是，反过来说，今天聚集在这里的诸位，为了极少数的捐款，竟要劳我亲自出马，实在太不光荣……”说到这里，他对大众瞥了一眼，然后接着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著『非常时期’，不，我是说‘超非常时期’。敌人虎视耽耽，随时在窥探我们的虚隙，台湾要塞说不定有一天会变成战场，我们想要安全渡过这个难关，必须把六百万民众总动员起来，团结一致，不惜任何牺牲，不辞任何艰难，来报效‘政府’，这就是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诸位都是忠良的‘国民’，对于总动员的目的，想必早已明白，现在我也不必多说。总之，我们必须认清时势，自动起来献金，不要让别人讥笑我们是‘非国民’！”

他说到最后几句，特别加重了语气，尤其‘非国民’三个字，在众人的耳际显得格外响亮。接着，乡公所职员对众人一一开始调查，众人在刚听了秘书的“训词”以后，虽然不便说什么，但依然不免举出家庭环境或其他种种理由，苦苦要求豁免，却丝毫没有效果；其中有些虽然执拗了许久，但结果还是不得不在“承诺书”上盖了图章。太明因胡文卿没有出席，直至最后才轮到他。乡公所职员说胡文卿是医生，捐款应照户税二倍征收，一共须捐一千元。太明以中医和西医不同，收入菲薄，且胡文卿年老体弱，不能出诊为理由，请求按照普通捐款办理，谁知那秘书听了立刻脸色一沉，向太明挖苦道：

“胡先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还到过大陆，像你这种村子里的先知先觉者，竟会说出这样不明事理的话，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太明心里虽然很气愤，但他尽量抑制自己的感情，冷冷地说：

“秘书拿某医师献壹万圆来做标准，想用这种不成文法的法律来强人所难；其实虽然同是医生，但中医和西医却大不相同。政府虽然照公定价格配售药品给西医，但他们却不管这些，最近依然把药价提高三、四倍；有些人甚至用红绿纸改换药品的包装，就当作贵重药品卖给病人，一剂药贵到五元、十元，他们从病人身上敲诈勒索，赚个万把块钱当然不是难事。可是，中医只靠诊金维持生活，一个人三角，十个人也不过三元，乡间每天充其量也不过十来个病人。医生本来是以仁术济世的，和那些赚钱的买卖完全不同，如果认为行医是赚钱的行当，那根本是错误的。贤明的秘书，这点儿道理总该明白的吧？”

太明这样说着，并且很委婉地请求秘书准许他按照普通捐款办理。但那秘书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又以胡文卿有不动产为理由，一定要逼他认捐。太明只得把土地的收支情形向他说明，告诉他每甲土地除缴纳税金、国民储金及其他法外税款外，所余只有百元左右。但那秘书依然喋喋不休，丝毫不肯通融，太明终于忍耐不住了，便向他反诘道：

“秘书！你拿某医师做例子，强迫别人跟着献捐，这是不公平的。我想像秘书这样人格高尚、热心爱国的人，对于献捐一定可以给我们做个榜样的，对不起得很，为了使我们大家开开眼界，请秘书把自己认捐的数目向大众公开好吗？”

秘书被他这一问，果然立刻偃旗息鼓，不再啰苏了。太明早知那秘书是个专会向别人要钱而自己却一毛不拔的家伙，经他这样一反诘，胡文卿的捐款终于按照普通办理了。那些和太明一起被召集起来的人，对于太明此举都觉得很痛快。他们在归途中，还不断地说那秘书的坏话：

“这种家伙有了一点势力，便不顾别人的死活了！”

不过，除了那秘书那种人以外，还有一部份本省人，竟真心诚意地想把自己“皇民化”，但由于和日本人之间的隔阂无法消除，他们正为此而苦恼万分呢！那天突然来访太明的国民学校的同事李导师，就是这样的一种人。阔别二十年，他已经苍老得判若二人，名字也改用日本化的“吉村”了；他依然过着教坛生活，但最近似乎对现实很不满意。

“我已经执了二十年的教鞭，”他说：“总算托福弄到了一个勋章。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地从事‘皇民化运动’，除了实行家庭‘国语化’以外，并且不顾父母的反对，首先实行改姓，我认为自己这一代的艰苦，如果能换得子孙的幸福，还是值得的。可是，现在怎么样？自己虽然拼命朝着这个目标走，结果反而越走越远了。别人有他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没有，这种障碍是无法打破的，到头来我们不过是为人力所无法做到的事瞎起劲而已！”说着，他寂寞地笑了。

对于他这种愚笨的努力，似乎不应以一笑置之，至少他是个真正感到苦闷的人，这也许就是台湾人的悲哀吧？太明听了，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只黯然不作一声。

. 【恶梦初醒】

志刚的儿子达雄为了参加“特种志愿兵”，突然从大学里回来了，醉心于“皇民化运动”的志刚，反而觉得很高兴。他的妻子虽然哭呀闹的要阻止他，但达雄本人却坚决地要参加，丝毫不听母亲的劝告，反而责怪母亲头脑陈腐，不明事理。他母亲当然不肯就此干休，便去请胡文卿劝诫他，但胡文卿也没有办法使达雄回心转意，最后她才想起去拜托太明。

“好的，那就让我试试看吧！”太明见达雄的母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恳托他，也只得答应下来了。

太明去看达雄的时候，达雄便知道是来劝阻他的，所以一见面，他的态度就相当强硬。

“达雄！”太明很明白他的心理，因此他不得不装作若无其事地说：“跟叔叔好好儿地谈谈好吗？这是叔叔从大陆上带回来的茶叶，也许有一点走味了，你来尝一杯吧！不是为别的，只是为了庆祝你入伍，请你喝一杯茶，哈哈哈哈！”

这时，达雄的心情似乎已缓和了些。于是，太明说：

“达雄！‘志愿’这两个字是非常动听的，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的呢！你把你的信念说给我听听好吗？”

于是，达雄鼓足勇气开始陈述他的志愿：他认为台湾人现在正面临着是否能成为“皇民”的考验，只有同心协力效忠于目下的圣战（他说是圣战），才能够由这种考验中获得胜利，青年人应该励志为十亿东亚人民的解放作中流砥柱。

这些理论是非常幼稚的。太明用同情的目光望望达雄，心想：真是一个意志薄弱而可怜的青年！太明忽然想起以前被征召的时候，感觉更痛心更难堪，他简直和那些高唱军歌招摇过市、丧失人性的荒唐青年完全一样。太明每次看到那些被训练成机械化、傀儡化的青年们，便会不寒而栗，但他却无法拯救他们。可是，达雄是他哥哥的儿子，是他的至亲骨肉，不，就是不看在这一点上，当他眼见一个青年即将误入歧途，也非设法拯救不可的。太明这样一想，内心不禁涌起一股无比的热情。

于是他把历史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伦理思想，当时之所以不能战胜霸道，实在是由于国家的基本观念上有矛盾存在的一点，详详细细地予以说明。他认为近代的国家更是堕落不堪，纳粹德国局踞于狭隘的宇宙观中，把征服世界的迷梦，建立在自己民族最高的错觉上。在台湾，不但榨取物资，并且还榨取精神！

“达雄！你应该认清我们目前的现实。”太明终于改用激烈的口气说：“他们不是一面要本省人变成‘皇民’，另一面却实施强迫统治，把本省人控制得动弹不得吗？你现在准备去效命疆场，试问究竟是为谁效命？为什么效命？你不妨仔细地考虑考虑！”

太明终于禁不住越说越激昂，一向凡事退让的他，以前很少这样在人前滔滔不绝地披沥自己的信念。可是现在他却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要凭借自己的劝说，把一个沉迷在深渊之中的青年拯救出来。

战场上大规模的杀人，是日本人用国家的名目而把它合理化，英雄化起来。一切的矛盾，胚胎于此。历史以国家为前提，而歪曲事实，教科书不过是把国家的存在正当化起来，而拥护其权利的宣传文字而已。由小学至大学的教育的过程，总之是其宣传的一贯过程而已。因这种教育，使人们习惯于国家生活，由因袭而更成为制度，制度就把人类硬收入那铸型里面去。不愿被嵌入这种铸型的人，就被视为异端或叛徒。太明把其中的事情，引用中国缠足来说明给他听。像过去的缠足，在中国是个美的标准，可是因缠足所生的违背道德的一面，是置诸不问的。社会全体，都以为这是善是美，而没有疑问，可是接触到西洋文物时，这种想法就崩溃了。有新的美的标准及新的道德标准登场了。而中国女性的解放史，就由缠足的废止，写起第一页了。因为制度是时人盲目化的一个要素，太明更提出国家对立的问题来说：跟着社会的进步，这个对立也会消失掉，战争的必要，也会消失掉。到了那个时期，战争就成过去存在的残虐习惯，同样地成为历史上的记录而已。他这样做了个结论。太明所说的这种反战的立场，虽不过是观念的抽象论，可是最低限度还有理想存在的。达雄原来陶醉于某一种观念以为行动的基础的，但却也因太明的说法而发生动摇了。

当太明结束了一大篇理论之后，达雄宛如恶梦初醒，带着兴奋的神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太明所说的话，使达雄听来产生一种未曾有的新鲜、惊奇之感。他不胜感慨地对太明说：

“叔叔的思想真是太新奇了！”

“也无所谓新奇。”太明说：“我只知道必然的事实是必然的，真确的事实是真确的；把必然的事实看做必然，和有勇气承认事实，至少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能力，你说是吗？”太明说着，望望达雄的脸，嘴角扶起会心的微笑。

达雄似乎已明白他的意思。

“叔叔！我明白了，让我再考虑考虑吧！”达雄说着，始终低着头。

太明知道自己的说话已经获得某种效果，内心感到相当快慰。

. 【牺牲】

第二天中午，胡家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载来了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病人。家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立刻拥到担架旁边去看，原来是阿玉的儿子志南。

志南是上月被“劳动服务队”征召到某工地去做工的，由于劳动过度，终于病倒了。当地医护设备极差，而且没有医生，因此病况天天恶化，最后终于无法救治，才被护送回来的。志南躺在担架上，始终陷于昏迷状态，瘦削的两颊毫无血色，一眼望去根本认不出是他；想起这就是当初被迫在“志愿书”上盖章而应召去做工的他，不禁使人寄予无限的同情！

家人立刻慌乱起来：首先由胡文卿替他诊治，但因病况已经相当恶化，中医实已无能为力，他心里非常着急，只得赶到城里去请西医。不久西医来了，打了三针强心针，据说以后要看经过情形才能决定，从那医生的表情中，可以看出病情的确已经相当严重。

当志南被抬进家里来的时候，太明的内心掀起无限的愤恨，究竟是谁把志南折磨成这个样子的呢？他参加“劳动服务队”，完全是被胁迫强征去的，现在他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送回来，未免太不负责任、太无人道了！

傍晚，强心针似乎发生了效验，志南的意识渐渐地清醒过来，他向床边的人一一地望过去，当他发现太明的时候，无力地叫了他一声：

“哥哥！”

“志南？你怎么了？好好地休息一回儿吧！”

“我……我已经不行了，一切要拜托你了！不……不过，我落到这地步……我，我……真恨……”他又转对胡文卿和阿玉说：“爸爸！妈！再……再……见了！”他说到这里便断气了，他在弥留的时候是极不甘心的。

阿玉顿时哭得死去活来，胡文卿当时虽然没有哭出来，但他始终紧闭双目嘴里轻轻地喊着：

“天哪！”

太明被一种异样的感觉侵袭着，全身栗栗地震颤起来，这并不是单纯的悲伤，是一种深刻地震撼着灵魂深处的痛哭。他望着默默无言的志南的尸体，似乎在控诉他的痛苦。

弟弟的死，使太明决定要彻底解决某项问题。弟弟是死于非命的，他牺牲了青春的生命，但却丝毫没有代价，这在弟弟自身已无能力，只能委之于命运了。太明认为这种厄运不仅限于弟弟，不久也将侵袭到他自己和父亲的身边……。如今所有的路都断绝了，唯一可以通达的就是走向死亡的道路。太明想像起所有的亲人都死去以后，只剩他孑然一身，那简直是一个阴森恐怖的活地狱！而且这样苟延残喘，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一想，太明觉得以前的生活方式，委实太不彻底，他自己虽然希望生活得有意义些，但事实如何？他做过很多事情，但没有一件事情有结果，恋爱问题也是一样。

他原希望好好地做一个人，但结果仍不免要伪装自己，他没有克服现实的勇气，结果只得向一切事物妥协。物理学校的学生，在本省可算是受过最高教育的，但这有什么用？他还不是和蝼蚁一样，过了一辈子无声无息的生活吗？他对弟弟的死，该是多么惭愧啊！

太明是个反省力极强的内向型的人，这种个性约束了他以前的行为，使他的理想连十分之一也不能实现，因此变成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到日本去留学以后，又去过大陆，这种行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相当伟大，但结果有什么成就？

这时，各种自谴、反省的念头，像暴风雨似地侵袭着太明的全身，使他的肉体和精神都无法承受。他突然又听到阿玉的悲鸣，那与其说是为志南的死而忧伤，毋宁说是为向天地控诉而痛哭！渐渐地，太明也被她这种疯狂的哀号所感染，他似乎突然听到志南临终时的叫喊──死人当然不会叫喊的，这或许是他的幻觉──可是，不，那绝不是幻觉，他分明听到志南“啊！”地大叫一声，就在这一瞬间，太明所有的思维都崩溃了，脑海里充满异样的混沌的感觉，他像失魂落魄似地，晕晕噩噩地冲出屋子，他的视线已经失去焦点，全身像漂浮在半空中……。

. 【疯狂】

村子里突然传出太明疯狂的消息，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当志南死去的第二天，太明把脸涂得像关公一样，坐在胡家大厅的神案上，墙上还有他的笔迹写着这样一首诗，字迹还很新鲜：

志为天下士，

岂甘作贱民？

击暴椎何在？

英雄入梦频。

汉魂终不灭，

断然舍此身！

狸兮狸兮！（日人骂台湾人语）

意如何？

奴隶生涯抱恨多，

横暴蛮威奈若何？

同心来复旧山河，

六百万民齐蹶起，

誓将热血为义死！

不过，他的行动虽然有些离奇，似乎还不足以断言他已经发狂。胡文卿恐怕墙上那些激昂的诗句被当局发现，立刻在那上面挂了一幅画轴，但附近那些听到消息赶来看热闹的人，早已把胡家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太明又把脸涂得血红，大摇大摆，在众人惊异骚乱中悠然端坐在神案上。

“汝等众生听着！”

他这样大吼了一声，态度虽然有些异常，但神气咄咄逼人，因此大家都静静地望着他。太明接着高声朗诵道：

“头家是大哥，

大哥是贼头！

人剥皮，

树剥皮，

山也剥皮！”

他的话句句刺痛众人的心。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山已经变成秃山了，相思树、桑树、塞麻头的皮都被剥光了；人的皮虽然还没有被剥去，但多数的人受他们驱使，恐怕比剥皮还要痛苦！

这时，神案上的太明突然改变先前那种严肃的态度，用美妙的节拍唱起山歌来：

“咿──呀──嗳！”

白日土匪！

哪──嗳──哟！”

众人立刻骚乱起来，在骚乱中只听见有人说：

“疯了！疯了！”

“发狂了！”

“怪可怜的！”

这时，太明突然站起来，两眼直视，大声骂道：

“依靠国家权势贪图一己荣华富贵的是无心汉！像食人肉的野兽，疯狂地鼓噪着，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兄弟，你的孩子，都为了他，他们为什么高呼着国家、国家？藉国家的权力贪图自己的欲望，是无耻之徒，是白日土匪！杀人要偿命的，可是那些家伙杀了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反要叫他英雄？混帐！那是老虎！是豺狼！是野兽！你们知道吗？”

他的话句句使众人十分感动。

“混帐！”太明继续骂道：“你嘴里口口声声嚷著『同胞！同胞！’，其实你是个走狗！你是皇民子孙！是模范青年！模范保正！应声虫！混帐！你是什么东西？”

他这样叫喊着，突然眼前发现什么似地，又大声怒吼道：

“嘿！混帐！”

他的神志已完全错乱了，从此以后，太明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狂人。

他每天在村子里到处踯躅彷徨，又在养鱼池或店铺的招牌上写著「白日土匪”的字句，那字句指谁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时曾经引起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为了那是狂人的行为，谁也奈何他不得。以后，太明时常一连几天默默地端坐在胡家的大厅里。不久，村人因为忙碌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注意太明的事了；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太明的影子突然从村子里消失了。

过了几个月，谁也不知道太明的下落。但据当时一个到村子里来捕鱼的渔夫说，曾经有一个像太明模样的男子，乘他的渔船渡到对岸去了。又有人说在他乘船以前，曾经看见他在海边徘徊。

这些说法还没有平息，突然又有人说：从昆明方面的广播电台收听到太明对日本的广播。可是，太明究竟是否真地乘船渡到对岸去？以及他是否真的在昆明？都没有人能证实。只有他遗留在胡家大厅墙上的字迹，虽然不敢公开展览，但暗中却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扬出去，因此来看那字迹的人倒不在少数。

这时，太平洋战争正渐渐地进入最激烈的阶段。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昭和十八年）起稿，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前夕完稿。